张曙光为中国经济"双高"开处方

外需增速高于内需增速，投资增速高于消费增速，昨天，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第三次报告会上，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面对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双高”开出了两个“处方”。

    处方一

    从调整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入手，把政府的工作从以经济增长为主转向以社会发展为主，“这几年政府的收入连续在20％以上，超过了居民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张曙光指出。而政府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是税收增长，所以改革方向应该是减税，合并内外资所得税，减轻国内企业税务负担，使企业有更多资金采购原材料，从而拉动内需。

    处方二

    就是调整内外经济关系，改变现行的重商主义的政策。张曙光举例说：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调查，一双出口的童鞋，在国外可以卖到十几美元，而我们只拿到了两美元。可在生产过程中，外资外贸消耗却消耗了很大的能源，给能源和环境造成了负担，而国内能源价格又比国际低，“我们大概由此对外资补贴了1万亿，实际是我们的积累给别人用了，资本让别人用了。”张曙光说：“政策是需要调整的，任何一个政策长期实施都是有问题的。”

长三角港口三国演义 上海宁波江苏三港之争升级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10 月31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一体两翼”是国家对长三角地区港口布局确立的发展框架；随着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东海大桥的即将开通，长三角港口群内部的“抢位之争”骤然升温，沪浙苏三地分别以洋山港、宁波港和苏州港为前锋，开始了正面相接的港口战事。

秋风起浪，海天空阔。

10月20日，上海洋山深水港配套骨干交通工程—A2公路南段，开始运行前紧张调试。这一国内少有规格的“大容量快速通道”，将在12月份与全线贯通的“中国第一跨海大桥”东海大桥同步通车；横贯中国东西并沟通欧、亚两大洲的铁路线—欧亚大陆桥，也被锁定“延伸至洋山深水港”的战略目标。

几乎同一天，延安西路国际贸易中心大楼，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韩国政府和总统府提交一份《上海物流报告》，急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洋山港建成，韩国釜山港的货物处理量最将减少30%，韩国 “东北亚物流中心”梦想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而此时，港畔林立的江浙沪两省一市，围绕“内陆货物出海”争夺港口扩容的竞争与合作，已经进入“最微妙的时段”；华北环渤海弯的大连、天津及山东众多港口，华南香港、广州、深圳等码头也纷纷加强“通海能力”。

有专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称，20年前，是陆路物流称雄时代；20年后，通海货运将制控一个地区的经济前景，而更远的前面，空运将地位显赫。这是否很有趣的演绎类似军事发展的“章回”层递？目前，世界经济是否正是“制海权”的争夺时期？

长三角港口的“争夺战”能否避免重复建设，逐步完成市场定位和角色分工，从而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实现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一个悬念。

长三角港口群内部竞争：三港之争升级

今年年底，东海大桥将正式通车，浙沪港口的竞争，将发生重大的“时局”变化。目前，沪浙苏3地分别以苏州港、宁波港和洋山港为前锋，旌麾东指，加快港口竞争步伐。

上海：远交近守，洋山深水直逼“世界第一港”

“洋山港一期工程目前推进顺利，年底前一定会桥通、港开、新城启用。”10月19日，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在每月的新闻例会上，以少见的高调面对众多媒体，“洋山深水港是建设东北亚航运中心的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也是上海市政府今年的头号工程。”

而在此前的10月11日，《中国经济周刊》曾采访过洋山深水港工程建设指挥部港口分指挥部的负责人，当时他就明确表示“10月是上海洋山港一期工程建设的冲刺时刻。洋山港一期工程的5个集装箱泊位将在年内开港。”

事实上，为了洋山港，上海于10月份在其运营准备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遗余力，加快提速。

10月初，洋山深水港搞了2次船舶试航，分别引进4000TEU和8000TEU的船入港，为两个月后的真正投入运营做最后的试验。一个多星期之后，洋山港所属地上海南汇区芦潮港镇临港新城首个重大市政工程项目—两港大道一期工程也竣工通车。

两港大道是连接洋山深水港和浦东航空港的一条重要快速干道，建成通车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两大主体港口—深水港和航空港之间陆上的车程将缩短在20分钟以内。

同时，深水港物流园区内的业务楼已提前建成。10月21日，上海建工四建公司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将来进出港口货物输办理的海关、商检等手续都在业务楼内以最简捷的手续高效率完成，这将为今年年底市政府计划要实现的“桥通、港开、城用”准备好了物质条件。

据介绍，欧亚大陆桥投入使用后，货物从我国连云港上岸，经过这个大陆桥到欧洲各国，比现在绕印度洋海运线缩短运输距离近1万公里，节省运费20%，缩短运输时间一半。

10月20日，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按照铁道部规划，今年年底，从沪杭铁路金山线至浦东铁路分支线通向港口物流园区的铁路线将全线贯通。“这就意味着通过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的集装箱，可以接轨欧亚大陆桥铁路运输线，将货物直接运抵荷兰鹿特丹港口。”这位人士说。

海铁联运“无缝”衔接。依托洋山港区、外高桥港区、浦东虹桥国际机场以及铁路、公路、内河货站，建立物流基地，推进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

洋山港口区域面积达2.14平方公里；陆地区域位于上海市南汇芦潮港，面积6平方公里。港口是水陆运输的枢纽，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结合点，洋山港项目预计总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规划到2010年，洋山深水港吞吐能力至少达1500万标准集装箱(TEU)以上，将有望超过香港和新加坡，位居世界3大港之首。

而在10月之前，上海为了确立自己在未来港口的绝对地位，就远交近守，出手频频。

6月18日，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及其旗下的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逐动资本暗流，分别出资2.016亿元和1.68亿元,分别持有改制后武港集团30%和25%的股权，最终控制武汉港口，“布局长江”的战略推至华中地区。

在长三角众多的港口中，上海港的发展具有示范意义，也是长三角港口群内部竞争的参照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港以长足的发展，确立了其在长三角乃至中国大陆的枢纽港地位。上海市市长韩正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城以港兴，港为城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实现上海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进一步增强城市集聚辐射功能、提升国际大都市地位，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浙江：甬舟联体“狙击”上海

在浙江看来，上海在开发完大小洋山之后，在深水港资源方面几乎再没有任何空间留给颇具“地缘”的宁波了，因此，同样和上海跻身“国内干线运载量前三甲”的宁波，内部整合获得前所未有的“加速”。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像上海市长韩正重视上海港口建设一样，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亲自挂帅“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建设领导小组。有消息说，近日，宁波、舟山两个近距离港口的整合已到冲刺阶段，相关的整合规划即将通过交通部审批。

宁波舟山二港的整合，主要为了应对大小洋山港(注：大小洋山港位于舟山群岛)被划归上海后的情势；浙江方面甚至用行政手段，确保对深水岸线资源的控制。“跟宁波比起来，上海已经不具备深水的自然条件，所以洋山港是未来海上运输争夺的一枚重要棋子。”浙江的专家分析。

在东海大桥贯通后不久，上海本地媒体披露了一则消息：宁波舟山两港谋三年“并为一体”。消息援引了浙江省港航局官员掩饰不住激动的话语：“按照省政府的目标，三年内宁波舟山港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

由北仑港区、镇海港区、宁波港区、大榭港区、穿山港区等组成的宁波港，进港航道水深超过18米。其中，当年作为上海宝钢配套工程上马的北仑，有着“东方大港”得天独厚的条件。

2000年以来，宁波港集装箱吞吐量以年均40%以上的增幅攀升。2004年，宁波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00万标准箱，成为中国大陆第4大集装箱港口；而与宁波一水之隔的舟山港，拥有丰富的海岸线资源，正好可以弥补宁波港下一步发展岸线资源的不足。

根据宁波、舟山两地签署的有关纪要，为配合两港一体化，现阶段将优先开发舟山拥有丰富岸线资源的金塘、六横两岛，重点发展集装箱运输、大宗散货中转，并大力推进临港产业，以“宁波舟山港”的统一品牌参与世界竞争。

事实上，在长三角港口群内部的角力中，上海和宁波的较量一直是竞争的主线。而宁波的北仑当年作为宝钢的配套工程上马，到宝钢在马迹山自建码头，另起炉灶；再到上海圈定洋山跨越式发展，宁波港在竞争格局中几乎常常处于被动追赶的位置，此次由浙江省牵头的整合计划，为长三角港口群的竞争增添了新的推力。

“宁波(甬)和舟山港明年初有望合并，甬舟合并。”宁波港集团副总裁沈支俊说，“宁波港是内地大型和特大型深水泊位最多的港口，能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多货种的装卸服务，拥有多层次的客户群，尤其是近年来，港口生产建设稳步推进，在国际国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这是宁波港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最根本优势。”

当上海为了已经全线贯通的东海大桥掩抑不住喜悦的时候，就在东海大桥遥遥相往的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此时已经工期过半，而绍兴杭州湾跨海大桥、萧山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图纸已经放在有关部门的桌面。绍兴、萧山两座跨海大桥将为正在合并道路上越走越快的宁波、舟山一体化带来新的“筹码”。

江苏：三港归一 “大苏州”战略

就在上海的跨越式发展、宁波舟山港的合力突围之时，苏州也在谋求着下辖港口群的内部整合：把张家港、太仓港和常熟港集合起来，以“苏州港”“航母”的架势，挥戈长三角地区的港口征战。

相比浙江上海，江苏的港口争夺战十分坦然，现示出“不容复制的实力和底气”。

“苏州港的水深条件相当好，整个岸线比较连片，后方土地充足。1至9月份苏州港货物吞吐量达到了8551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33%，月均货物吞吐量已接近1000万吨。”苏州市交通局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江苏各港口的成绩更令江苏在抵抗浙江上海时信心倍增。据介绍，1至9月份，“天下第一码头”苏州港太仓港，完成货物吞吐量963万吨，同比增长21%；常熟港区完成货物吞吐量1418万吨，同比增长15%；张家港港区完成货物吞吐量6170万吨，同比增长39%。1至9月份，苏州港集装箱出口量为52万标箱，比去年同期增长40%。

而10月18日，经过8年论证、8年建设的大丰港建设已完成3.2亿元投资，一期工程万吨级泊位建成试通。“大丰居全省沿海的中心位置，是江苏1040公里海岸中部惟一的深水出海通道，距日本长崎港430海里，韩国釜山港420海里，上海港250海里，秦皇岛港490海里。港口全部建成后可常年进出5至10万吨级海轮，可以调整完善全省乃至全国的港口布局，具有广阔的后方腹地，直接覆盖苏中、苏北地区。”大丰市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对未来的“自负”溢于言表。

江苏省有关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为了争夺未来港口贸易的制高点，江苏沿江各市纷纷将市区面积扩大至江边，投入巨资大建集装箱码头，随着“沿江开发”战略推进，以洋口港为代表的港口新秀纷纷出炉登场。

800公里的黄金江岸的江苏在这轮港口争夺赛中实力不菲。前几天记者拿到一幅《八百公里黄金江岸崛起态势图》，上面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港口和园区给人巨大的视觉冲击。

日前，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来自全省沿江8市的港口企业、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物流园区、港口管理局等126家单位缔结同盟。《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为了有效整合港口资源，江苏“沿江港口联盟”宣告成立。这样可以避免沿江各港口一直以来都是各自为阵，内耗过大的毛病。港口结盟使这一矛盾将得以缓解。

据介绍，今后江苏沿江港口联盟将统筹规划，合理确定沿江各港口功能定位，建设沿江地区信息畅通、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产业，推行高效便捷的快速通关模式。

长三角港口群战略规划：“一体两翼”

按照国家战略规划，长三角地区的港口合作框架为“一体两翼”；面对国内环渤海、华南等区域圈港口运动的推进，以及韩国东北亚“战区”的战略调整，长三角的港口群体在内部竞争的同时，更需要加强区域合作。

各自为战还是抱团出击

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2%，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但创造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一以上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该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外向型经济最活跃、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

该地区属沿海经济带和沿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已经建立了雄厚的发展基础。长江三角洲公路网发达，水网密布，港口众多，具有通江达海的优越条件。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掌握的资料，2003年，长江三角洲公路水路客、货运量分别达到25.7亿人次和24.5亿吨，在本地区综合运输总量中分别占94.7%和95.2%；沿海港口(包括长江干线南京以下港口)完成货物总吞吐量9.1亿吨，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3.1亿吨，上海港、宁波港已迈入亿吨大港行列，货物吞吐量分列我国港口一、二位，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列世界第二、第三位。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是各自为战，还是抱团出击？这不可避免地凸现在长三角港口群发展的路口上。

2005年是国务院对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区域规划最关键的一年。3月28日，国内第一个公路水路综合交通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正式出台。也因此再次明确了实施重点：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浙江宁波港和江苏苏州港及长江干线南京以下港口为两翼共同组成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装箱运输系统，依托宁波、舟山的深水岸线资源和长江南京以下的港口岸线资源，形成外贸大宗散货海进江中转运输系统和江海物资转运系统。

中国三大港口版块的外向配合

我国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多年高速增长，成为带动世界港口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制造业的梯度转移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带动港口吞吐量高速增长，这一趋势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将延续。

但是，我国各港集装箱运输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运输方式结构不合理。国外相类似的港口，如鹿特丹、汉堡、安特卫普、长滩等，它们的公路、铁路、水运集装箱运输比例一般都在60∶20∶20左右。

以上海港为例，有80%的集装箱运输是通过汽车方式完成的，铁路运输，只占1%不到。这给上海市的公路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是近年来上海道路交通紧张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2010年长三角地区集装箱总吞吐量将达到4050万标准箱，即使现有港口吞吐能力增加一倍，长三角集装箱运输总体能力还是短缺。

目前,环渤海港口群三大子港口群—东北港口群、山东港口群和京津港口群之间竞争多于合作，主要表现在大连、天津、不同区域港口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华南地区，依托珠三角的经济腹地和接壤香港地区的地理优势，深圳港在10余年中迅速崛起，2004年，深圳港吞吐量达到1365.9万标准箱，和上海港的差距缩小到100万标准箱。

9月中旬开工，大铲湾港区集装箱码头建成之后，深圳港将构筑起以盐田港区、蛇口赤湾和妈湾整合体港区、大铲湾港区三足鼎立的格局，成为深圳港口物流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区域。同时，这项工程将有助于深港两地港口有效合作，共同面对台湾地区的高雄港和韩国釜山港的竞争。

与深圳港相比，香港港仍存在一定优势。从国际航班航线的密度来看，香港国际航线航班数量远远超过深圳港；从清关手续来看，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除对毒品、军火、烟酒等交易货品限制外，其余一律开绿灯，而深圳由于打击走私的需要，开箱查货率一般在3%~5%左右；从离岸金融结汇来看，香港外汇自由进出，而深圳受到外汇管制，港航结算在香港较为便捷。

中国港口三大版块各有优势。专家指出，加强港口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港口集群内部的合作，是争夺国际航运的最有效手段，长三角更应加强合作。

中韩日港口角力东北亚

上海洋山港还未建成，就已引发了韩国的恐慌，担心自己的釜山港会沦为二流港口。

近日，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韩国政府和总统府提交了一份《上海物流报告》，分析上海洋山港的开发对韩国带来的影响。报告在韩国国内引起了极大震动，因为韩国一直希望通过以釜山港和光阳港为中心建设“东北亚物流中心”，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洋山港建成后，韩国担心上海将对韩国物流中心发展战略造成极大的威胁。

对于该报告，韩国国际贸易协会在浦东淳大万丽酒店召开了新闻“通气会”，称韩国政府通过补贴措施，使釜山港的场地租赁费用已降为上海港的1/15，并推出入区外企业免税等优惠政策；还将加快推行90亿美元港口扩建计划，2005年1月将启用其中三个新泊位，扩建工程将于2011年全部完成，借以应对中国长三角及华北港口的压力。

不过，韩国方面也表示，只要明确了上海与釜山的港口定位，双方就不会发生冲突,釜山港的优势在于向日本以及北美出口，而上海港的优势在于有强大的腹地支撑。

和韩国有着同样“感觉”的还有日本，韩国和日本是中国长三角东北亚港口之争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日本政府计划恢复本国作为亚洲地区关键的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扭转日本作为地区和全球航运中心地位下降的趋势，政府正在制订发展重要海港的政策倡议。倡议将有助于抑制日本产业日益空心化的趋势。

根据不久即将宣布的政府政策，日本可能选出两个港口作为重要地区集装箱运输中心予以升级。入选的可能是主要从事国内航运的东京湾港口和北九州(九州岛北部)新的Hibiki集装箱港口。计划在2003年开始运营的Hibiki港将承担国际转运中心的任务，可以全年不间断地运营和处理一些最大型集装箱船只。

资料(目前全世界有近2000个港口，2004年世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5位的依次是：香港、新加坡、上海、深圳、釜山。资料来源：《世界港口大全》)

长三角港口群未来：

地方利益应服从国家整体利益

港口群属于独特的经济区域，超过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区域。目前，长三角地区的港口竞争是否存在重复建设？区域背后利益如何服从国家整体布局？此类问题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目前的港口建设热，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港口建设停滞的一种补偿反应。自1999年以来，中国港口吞吐能力不足已逐渐显现，2004年港口货物滞港严重。

有数据称，2005年、2006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将维持16%和10%左右的增长率，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率在23%和20%左右。

长三角作为目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中央确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体两翼”组合为竞争渐趋激烈的长三角港口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了实现长三角特别是苏浙沪三地在港口规划和协调上的有序发展，在交通部协调下，早在1977年就成立了“上海组合港办公室”，目的是将三地港口资源进行整合，优势互补，实现多赢。

目前，该组合办作为机构依然存在，加上“8月纲要”，长三角地区的港口布局的跨行政区域通盘安排已经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从地理位置上看，离开江浙两省，上海光靠自身的条件无法完成和体现其“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不过，从目前宁波北仑港和上海洋山港及正在日益扩大并强化的大苏州港之间的建设看，三方之间却存在较明显的重复性建设特征。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三地港口的竞争完全是市场行为，不必担心，随着公平竞赛的结束，资源配置就会大大优化，前期的行政介入反而是暴露了政治体制的沉疴。

经济高速发展的长三角，少不了一大批港口群的支撑，东北亚航运中心的争夺更需要长三角地区理性布局港口群。

缺少宏观规划和调控，长三角港口的重复建设现状必将掣肘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三地应本着协作互利的精神，按照市场定位明确各自分工，将由洋山港建设引发的这轮“长三角港口之战”化干戈为玉帛，使其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利器，实现经济上的多赢佳局。

 

营销管理四大原则

　　原则一：控制过程比控制结果更重要

　　经常听到某些营销经理对业务员说：“不管你是怎么卖的，只要你能卖出去就行，公司要的是销售额。”

　　这是典型“结果导向”的营销管理，在目前的市场营销环境中，上述观念不仅没道理，而且已失去了市场。如果哪个营销经理对业务员是如此要求的话，他最终肯定得不到市场，也得不到他所希望的销售额。这是一种典型的只管结果不管过程的营销管理观念。

　　现代营销观念认为：营销管理重在过程，控制了过程就控制了结果。结果只能由过程产生，什么样的过程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现代营销管理中最可怕的现象是“黑箱操作”和“过程管理不透明”，并因此而导致过程管理失控，过程管理失控最终必然表现为结果失控。

　　企业采取“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的营销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营销管理最终的成败。我们并不完全反对依靠结果进行营销管理，通过对营销结果的分析，同样能够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控制。但实际上，“结果导向”的控制只能起到“亡羊补牢”的效果，因为结果具有滞后性，企业今年的销售情况好，可能是去年营销努力的结果，而今年的营销努力可能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在现代企业营销决策中，必须根据最新的市场信息进行决策。如果单纯根据具有时间滞后效应的“营销结果”进行营销决策，进行营销管理，显然是不行的。

　　对营销人员的过程管理，最基本的要求是控制到“每个营销人员每天的每件事”。将营销人员的过程管理发挥到极致的企业是海尔集团，他们对营销人员控制称为“三E管理”，即管理到每个营销人员（Everyone）每一天（Everyday）的每一件事（Everything）。海尔集团下属的某公司，虽然仅有四十多名驻外营销人员，但其总部的营销管理人员却多达四名，这四名营销管理人员的任务就是对营销人员的全部营销过程进行控制。每天早晨八点钟，总部的管理人员都要打电话对大多数营销人员进行检查，看他们是否准时到达指定客户（或工作地点）开展营销工作；每天傍晚五点至六点，营销人员都要准时与总部管理人员联系，汇报当日工作，包括到什么地方，拜访什么客户，商谈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需要公司提供何种帮助，客户的姓名、地址、电话等，以及明天的工作计划。总部管理人员将汇报的所有信息记录在公司的“日清单”上。公司总部将根据汇报的信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调查汇报信息的真实性。营销人员每天也要填写“日清单”（相当于行销日记）。营销人员回公司报销、述职时，管理人员要对照“日清单”核定票据的真实性，然后才予以报销。

　　海尔公司对营销人员进行全过程管理的“三E管理”，起到了下列五大作用：第一，它使所有营销人员的工作都处于受控状态，使很多企业管理人员常常感叹的营销人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状态彻底改观；第二，人都是有惰性的，有些营销人员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后，业绩难以再提高，往往是惰性使然，由于采取“三E管理”，营销人员时时感受到工作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变为动力，可以克服惰性，当然也有助于营销人员提高销售业绩；第三，“三E管理”通过营销人员记“日清单”，不断反省自己，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营销人员的工作能力大大提高，每天都有进步；第四，通过“三E管理”，总部掌握了营销人员的销售进展情况，使公司能够在营销人员最需要的时候向他们提供最及时的销售支持；第五，公司通过分析“日清单”，能够掌握市场总体状况，能够及时调整营销政策和营销思路。

　　对经销商的过程管理，其基本要求是管理到“每件产品以什么价格流向哪个市场”。对经销商的过程管理，难度要比对营销人员的过程管理大得多。因为营销人员属于“内部人”，是“可控因素”，而经销商属于“外部人”，是“不可控因素”。正是因为对经销商的管理不好管，很多经销商不服管，对很多有实力有谈判地位的经销商不敢管，才导致众多企业对经销商管理失控，并最终表现为市场失控。对经销商的过程管理，急需解决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敢不敢管的问题；二是管理手段和管理工具问题。

　　对经销商不敢管是营销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特别是那些实力强大的经销商，更是不敢管不敢问，害怕关系弄僵影响销售。实际上，对经销商越是不敢管，经销商的经营能力就越差，对企业的危害就越大。格力公司对经销商管理的一个原则是：只要违反原则，天王老子也给我下马。一次，一个年销售额达1.5亿元的经销商，来到公司要求特殊待遇，不服从公司的管理，公司营销经理不仅没有理他，而且毫不犹豫地把他开除公司的经销网。正是由于格力公司对经销商敢管，因此，格力的经销商都是最优秀的经销商。

　　原则二：该说的要说到，说到的要做到，做到的要见到。

　　“该说的要说到，说到的要做到，做到的要见到”，这是ISO9000质量保证体系的精髓，这三句话同样可以有效用于营销管理，而且应该成为营销管理的精髓。

　　“该说的要说到”，它的基本涵义是指营销管理必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营销管理的对象、管理内容、管理程序都必须以文件和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避免营销管理过程的随意性，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在营销管理中必须树立“法”的权威性而不是人的权威性，营销管理的“法”就是营销管理制度。因此，成功的营销管理首要任务是建立营销管理制度，依法管理，依制度管理。

　　想到哪就管到哪，想怎么管就怎么管，这是营销管理之大忌，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营销管理现象，根治这一管理弊端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该说的要说到”这一营销管理的基本理念。

　　“说到的要做到”这句话的涵义要容易理解得多，但执行的难度也大得多。“说到的要做到”指的是，凡是制度化的内容，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企业管理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没有权威性。有制度而不能有效执行或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对企业管理的危害更大。

　　“做到的要见到”是营销管理中普遍存在的盲区，它的涵义是指：凡是已经发生的营销行为都必须留下记录，没有记录就等于没有发生。营销人员每天的工作要通过《行销日记》留下记录，理货员的理货工作要通过《理货记录》留下记载，与客户的交易要通过《客户交易卡》留下记录，营销人员发生的营销费用要通过《费用控制卡》留下记录，对客户的考察要通过《客户信用评估卡》留下记录，对市场的考察要通过《市场考察报告》留下记录，营销人员每月（季、年）的工作要通过月（季、年）度业绩报告留下记录，客户（营销人员）的来电要通过《电话记录卡》留下记录，现场促销要通过《促销报告》留下记录。

　　“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是营销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它对营销管理有三大作用，一是建立了责任（业绩）追踪制度，当每件事都留下记录时，就很容易对事件的责任进行追诉；二是使营销过程透明化，能够有效避免营销过程中的“黑箱操作”现象和营销人员工作中不负责任的现象；三是营销人员可以通过营销记录进行总结提高。

　　原则三：预防性的事前管理重于问题性的事后管理。

　　营销管理人员通常有两种典型的管理方式，一种人习惯于“问题管理”，另一种人习惯于“预防管理”。

　　习惯于“问题管理”的管理者，他们管理特点是哪里发生问题，就到哪里解决问题，“问题管理”属于事后纠错式的管理，这种管理只能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而不能预防问题的发生。

　　习惯于“预防性管理”的管理者，他们的管理特点是在问题发生之前就已经预料到问题可能会发生，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预防问题的发生。

　　一个企业的营销管理，不可能没有事后的“问题管理”，但问题管理太多，只能说明管理的失败。一个习惯于问题管理的管理人员，不管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强，不管他曾经解决的问题难度有多大，不管他曾经做出过多么轰轰烈烈的事，这样的管理者总是很难成为最优秀的营销管理人员。最优秀的管理者总是由于他们的远见和洞察力，由于他们的调研能力，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前。习惯于预防性管理的营销管理者，可能并没有习惯于问题性管理者那样津津乐道的故事，他们的管理经历由于预防了问题的发生而显得平平淡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凡是没有做好预防性营销管理的企业，必然会由于问题成堆而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问题，这又使得他们缺乏时间和精力去预防问题，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要做营销管理的预防性工作，就必须加强调研，通过调研发现问题的苗头，发现问题的规律，发现可能发生的问题。一个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的营销管理人员是很难做好预防管理工作的，每个营销管理人员必须明白：他的工作场所在销售一线，只有深入一线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才能提前发现问题。在生产领域，最优秀的生产管理人员最有效的管理方式是“走动管理”。在营销管理领域，最优秀的营销管理人员最有效的管理方式还是“走动管理”，即要经常到市场上去走一走，去发现问题，现场解决问题。

　　普遍的管理者，解决问题后就完了。而优秀的管理者还得思考问题的性质，是例外问题还是例常问题。例外问题是偶然发生的问题，而例常问题是重复发生的问题。优秀的管理者解决例常问题后，需要建立一种规则、一种政策、一种原则，以后发生类似的问题，根据原则处理就行了。

　　原则四：营销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标准化

　　长期发来，我们更多地把营销当作一种艺术，经验、悟性、灵感和个人的随机应变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大多数企业的销售可以称为“精英销售”或“英雄主义的销售”。那些企业拥有了几个优秀的营销人员，靠这些优秀营销人员个人的杰出能力，就能为企业在市场上打出一片天下。营销经理们总是千方百计从各种渠道挖掘优秀的营销人才。遗憾的是，“营销精英”们的跳槽频率极高（他们总是竞争对手挖墙角的对象），管理起来难度也极大。他们既能为企业开发市场，也最容易毁掉企业的市场，甚至将客户带往竞争对手。“精英销售”体制还给企业带来一个问题：当企业没有找到或没有培养出销售精英时，企业只有通过那些普通的营销人员反复“花钱买教训”和“交学费”来获得提高。这是代价和风险极高的营销体制。

　　观察世界优秀企业的营销管理，发现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管理理念：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优秀企业更重视企业的整体营销能力而不是个人的推销能力。如何才能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最好的方法就是标准化。国外优秀企业不仅能够把生产过程标准化（如麦当劳仅标准化操作手册就有几百本），而且尽可能地将营销过程标准化，如可口可乐公司不仅将产品在超市的陈列方式标准化，而且对营销人员巡视市场时是顺时针方向走还是逆时针方向走都有明确规定。优秀企业都有自己的标准化营销手册，营销人员人手一册。有些企业更深入一层，甚至将经销商的销售过程规范化，如松下公司仅客户销售手册就有几十本，营销人员经常性地对经销商进行标准化操作与管理培训，从而保证每个经销商都能规范运作。

　　标准化的营销程序与标准化的营销管理，通常在对营销各方面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优秀企业和优秀营销人员的“经验”与“教训”而制定的，它的最大优点就是避免营销人员反复“交学费”，避免由于营销人员个人经验、能力、悟性等不足而可能给企业造成损失。一个平凡的营销人员，只要按照标准化的营销程序从事营销工作，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失误，并取得超乎个人能力的业绩。

　　优秀企业都有这样的特点：靠科学、标准化的营销建立企业强大的营销能力，而不是靠一两个能干的营销人员。那些在科学、标准化的营销体制之下业绩出众的普通营销人员，一旦离开该企业，离开企业强大的营销能力的支撑，业绩立即大滑坡。因此，在标准化的营销管理体系之下，营销人员的离职率相对较低，离职后对企业的损失也相对较小。

 

 

 

自上海石化(Shanghai Petrochemical)1993年成为第一家同时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后，在纽约证交所(NYSE)敲响开市铃声似乎已成为中国企业公开上市的成人仪式。

但是，中国建设银行(CCB)董事长郭树清昨天却跳过这一仪式，取而代之的是为公司股票在香港首发祝酒干杯，从而使建行成为避开纽约证交所、选择在香港单一市场上市的最新一家中国内地企业。

2002年，美国实行公司治理法《萨班斯-奥克斯利》(Sarbanes-Oxley)法案，2003年中国人寿保险(China Life)在香港和纽约两地首次公开上市后，美国证交会(SEC)对该公司发起调查，自那以来，中国企业两地上市已变得日益稀少。

 

除建行外，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和神华能源(China Shenhua Energy)也选择只在香港一地首发上市，它们在香港市场同样也能获得国际资本，但成本更低，麻烦更少。

这一趋势对香港利好消息，给香港带来一个优势，因为中国内地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股票发行来源地之一。

但分析师和投资者质疑，鉴于中国内地企业的公司治理标准靠不住，常常受到诟病的香港监管体系是否能经受住洪水般的内地企业前来上市呢？

一些基金管理公司甚至强调说，香港的透明度没有中国内地高。“我不得不说，我在香港比在中国内地或台湾时更频繁地受到不公正待遇，”英国基金管理公司Martin Currie驻上海董事克里斯•拉弗尔(Chris Ruffle)表示。

中国内地企业占香港股票市场市值的32%，与此相比，2000年时为26.9%，10年前为5.4%。安永(Ernst & Young)已预言，三至五年后，这一比率将达到50%。

然而，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标准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突出的例子是在新加坡上市的航空燃料供应商中航油(China Aviation Oil)和兰花种植商欧亚实业(Euro-Asia)，前者在衍生品交易中亏损了5.5亿美元，后者在赴港上市前将其营收虚增了20倍。为了保护投资人，专家坚持说，香港应扩大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证监会)的权力，该机构是香港两个市场监管机构之一。

证监会被视为主要监管机构，但它同联交所分享某些权力。联交所的母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本身也是上市公司，其大多数营收来自新股上市和股票交易。

“将上市公司作为第一线监管机构是一条糟糕的原则，”亚洲公司治理协会(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秘书长杰米•艾伦(Jamie Allen)表示。

专家们表示，香港应推出立法，支持市场的上市规则，并让证监会来监管这些规则。但由于大多数在港上市的内地公司董事和资产都在大陆，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也应提升与大陆相应机构——中国证监会(CSRC)合作的水平。

香港监管机构无权对身在中国大陆的董事采取执法行动。

“香港证监会依靠市场参与者的信誉提交文件，并从境外作证。如果市场参与者不那么做，香港证监会有时可以威胁中国证监会介入，但它好像很少这么做，”Herbert Smith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加文•刘易斯(Gavin Lewis)表示。

但刘易斯先生说，即便香港监管部门确实试图与内地合作，它们还面临另外一道障碍——内地市场经常是由公安部门直接管辖，而不是中国证监会。

一家中国内地公司出现问题时，通常由警察而不是证监会采取行动。例子包括欧亚实业董事长杨斌、上海地产大亨周正毅，以及中银香港前首脑刘金宝。刘先生因在主持上海分行期间发放的贷款，从香港悄悄召回到大陆时被捕。

投资者为了保护自己，过去常对大多数中国公司附加一个沉重的风险溢价。但一名基金经理人说，一些新股上市，如中国建设银行，与同行公司相比，不再按折价发售。刘易斯表示：“人们变得非常感情用事。现在，他们说这些股票的成长潜力很大，因此，应当降低风险溢价。”

译者/李裕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被外界视为接替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成为美联储(Fed)掌舵人的领先者，但尽管如此，他博得的名声却是知识界的煽动者而非政策领袖。

自三年前离开学术界以来，他已违反了许多规则，继续表现得像个学者而非政策制定者。

2002年进入美联储时，他不久后就被人视为一个单人创意工厂，他的观点偶尔会与传奇式的美联储主席格格不入。

 

这种自由思想方式使他颇受投资者和银行家欣赏，这些人已习惯于美联储高度谨慎的做法。但这种方式也使一些人纳闷，他将怎样应对自己从美联储局外人的角色向这个机构的领袖转变这一过程呢？

尽管本•伯南克以知识界的煽动者出名，但他生性镇静，是个学者。他在南加州的小村庄狄龙长大，父亲是当地的药剂师，自小他就表现出知识方面的潜质。读高中时他考出了州SAT考试最高分，并差一点赢得全国拼写锦标赛冠军（他因在“edelweiss”这个单词中多加了一个“i”而败北）。他于1975年在哈佛大学赢得经济学最优成绩，并于1979年在麻省理工获得博士学位。

在麻省时，他对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发生了兴趣，并一直关注通货紧缩带来的威胁。在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时，他发表了一篇有影响的论文，分析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停滞的根源。他并不重视美联储允许货币供应下降而造成的损害，并将关注重点转移至金融系统失灵的问题上。

1985年和2002年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在被任命进入美联储供职前，他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经验基本上局限于新泽西蒙哥马利镇教育局的6年工作。

2002年他被选为美联储理事。当时他感到有点惶恐，但人们可能觉得情有可原。他的朋友、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只在美联储副主席位置上呆了两年，与艾伦•格林斯潘意见相左后，就抽身重回了学术界。令人惊讶的是，柏南克博士活跃的思维得到了美联储更多的宽容。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我的想法是，我很大一部分贡献将是作为一名教育人士、出主意的人而做出的。美联储里既没有人试图与我协调，也没有人叫我闭嘴。”

他快速展示了在各市场和政策圈子里激起争论的本领。当2002年冬天出现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时，他暗示，美联储可能采用包括印发货币在内的非常规措施，以防止通货紧缩，从而抓住了金融市场的注意力。“这个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讲话很重要，因为它是在向市场保证，美联储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汇丰银行(HSBC)首席经济学家斯帝芬•金(Stephen King)表示。今年早些时候，他用世界正遭受“储蓄过剩”之苦的理论，再次俘获了金融市场的想象力。美国经常账逆差与其说是美国挥霍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其它地区过度节俭的结果，这一概念已成为今年经济学争论的主题。

他在美联储中也以设定通胀目标的主要倡导者而出名。格林斯潘反对设定通胀目标的观点，倾向于更加灵活的手法。

今年6月，伯南克博士被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调离美联储，让他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比起长期身处美联储的持异见者角色，他似乎不太适应总统经济政策公开辩护人的角色。尽管他是共和党人，但朋友们说他先前从未让政治影响工作。

银行家与经济学家将拭目以待，看他是否会更加轻松地调整适应新角色。“他或许感觉有必要自我审查，把他有趣的想法与美联储的同事们分享，而不是与范围更广的人分享，”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金说，“他将必须展示领导能力，而不是许多与众不同的观点。”

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分析负责人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认为，对伯南克的选择已被金融市场欣然接受。

“他被认为是格林斯潘的合适接班人，”奥尼尔先生说，“无疑他能够提供睿智的领导。虽然如此，正如每位美联储新主席会遇到的，考验将在于当有问题出现时，他是否能提供政策上的领导能力。”

译者/李裕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是一种风靡全球的投资方式。已经步上快车道的中国风险投资业正日益受到国际资本的瞩目和青睐。作为一支独秀的中国经济，其风险投资事业必将在今后10到20年内得到长足的发展。

然而中国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并不完善，尤其是知识产权、公司制度、合伙方式等。应该说，中国的法律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以适应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风险投资的合伙制、基金制、流动性等没有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根据中国全国人大对于《公司法》的修改草案中，关于取消公司投资限制，新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用知识产权、股权等无形资产出资和股票上市门槛降低等新的条例都将对中国的风险投资事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Venture Capital五个阶段的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无不涉及到较高的风险，具体表现有项目的筛选、尽职调查、后期监控、知识产权、选择技术、公共政策、信息高度不对称、道德品质、管理团队、商业伙伴、财务监管、环境、税收、政治、沟通平台等。在西方国家，据不完全统计，Venture Capitalists（风险投资家）每投资10个项目，只有3个是成功的，而7个是失败的。正是因为这样，在风险投资界才会奉行“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分散组合投资原则。“在高风险中寻找高收益”，可以说，Venture Capital具有先天的“高风险性”。

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控股，无论成功与否，退出是风险投资的必然选择，否则无法进入新一轮投资，而资金失去流动性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命。引用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包括首次上市（IPO）、收购和清算。中国国内A股公司除了发起人股不流通以外，还有很长的上市等待期（如股改、辅导、券商通道限制、中国证监会审批等），这点对于高成长的科技企业来讲非常不利。根据不全面的估算，中国目前有几百家企业在排队等候在上海交易所挂牌，这种等待期间暗箱操作的可能很大，其不透明性对于没有特殊背景或没有超大规模的公司，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和高增长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公正的。

目前国内风险投资公司进行IPO的退出渠道主要有：以离岸公司的方式在海外上市；境内股份制公司去境外发行H股的形式实现海外上市；境内公司境外借壳间接上市境内公司在境外借壳上市；境内设立股份制公司在境内主板上市；境内公司境内A股借壳间接上市另外一种间接上市的方式就是境内公司A股借壳上市。

总的说来，从目前中国发展来看，通过国内的资本市场来进行风险企业的融资退出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建立包含二板市场在内的类似NASDAQ或伦敦证券交易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势在必行。

从风险投资的成功模式来看，最好的模式为：“高成长性行业（高科技等）＋风险投资＋二板市场”。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尽管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出了中小企业板，但是距离形成真正的类似纳斯达克市场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或香港联交所的GEM二板市场，乐观得看，还有至少3到5年的时间。

中国应当建立以风险资本退出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风险资本市场，建立包括主板、创业板、场外交易体系和原始的股权市场四个层面在内的资本市场体系，才能更好地发展风险投资业和引入拓展非公开权益资本的新兴概念，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初创企业，尤其是科技性高成长性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

作者李俊辰，现任欧金中国（伦敦）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Investing in China: The Emerging Venture Capital Industry一书。

 

访罗兰•贝格咨询公司亚洲总裁 冯凯乐

作为一家源自德国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的咨询师大部分都同时拥有工程和企业管理两种学位。在这个由美国公司主宰的领域，罗兰•贝格以其“目的明确、注重针对性和创新性”的风格，逐渐成为最有影响的公司之一，并在汽车业咨询中享有独特的地位。早在 1995 年，罗兰•贝格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客户已占其中国公司总客户的 80%。近日，就 WTO、FDI、海外并购、汽车业和咨询业等主题，罗兰•贝格亚洲总裁兼中国区主席冯凯乐（Eugen von Keller）博士接受了财富（中文版）记者周展宏的专访。 财富（中文版）问: 加入 WTO 之后，中国企业的行为方式有什么变化？ 冯凯乐答: 不同的行业感受到的影响不同。我想举纺织业和汽车业作为例。首先讲纺织业，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叫东方纺织贸易公司，他们原来的生存方式是出售进出口许可证，现在不可能了，因为许多国外企业都直接与中国的制造工厂联系。加入 WTO 后，中国的纺织产品进出口商需要寻找新的商业模式，它们有的进行垂直整合，购入制造工厂; 有的则提高其它高附加值的服务，如帮助客户在中国找到好的供货商、进行质检，等等。总之，它们需要了解客户的真正需要，提高服务质量，这是一种很难的转变。我看到很多中国国有企业付出了努力，它们规模都很大，有很好的高层管理人员，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执行则非常困难，而且中层干部经常认为不会改变这么快。当然，转变期间也有很大的机会，如中国出口增长很大。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对 WTO 协议执行条件的了解比西方人要多得多，或许是他们更有紧迫感。比如在汽车行业，我和欧洲客户交流时，很多人没有什么概念，但和中国客户交谈时就不一样，人人都知道这对他们意味著什么。2000 年，我们做了一次关于汽车行业的调查，预测加入 WTO 后价格下调会很大，这一预测基本发生了，中国汽车价格以每年 15% 的速度下滑。但我们有一点预测错了，2000 年的时候，我们认为 WTO 协议实施后，汽车厂商会加强在中国以外的配件采购，因为当时中国的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很多。有两个原因导致我们的预测不正确。第一是速度，中国的供应商在五年内很快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本; 第二是我们没有预测到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我们预测增长 20%，而事实上达到了 40%－50%。结果是汽车产业的规模增长很快，规模经济导致价格下降，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我们 2000 年 1 月出版的报告中说，中国汽车业的 OEM 会增长，生产率会提高，但就业机会将减少。但像浙江万向集团这样的中国企业都非常快地提高了效率和质量，结果就业也增加了。 现在中国一些配件的价格甚至比国际低 20%－30%，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国际采购，这只是发生在过去两年内的变化，仍然是一个非常新的趋势。五年前，人们都认为这一切不可能，但中国已经做到了，这是非常快的速度。OEM 是一个全球化行业，没有国界，采购者看到让中国生产某个零件能节省 30% 的成本，就都到中国来了。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都想把在中国的采购额由 10 亿美元提高到 100 亿美元。 问: 在 2002 和 2003 两年高增长之后，中国汽车业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了，麦肯锡公司建议跨国汽车公司应该在中国采取 OEM 的方式，你有什么建议？ 答: 给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建议很难，但可以从以下两点考虑问题。一是客户在行业中的位置，比如宝马和大众的位置就很不相同，规模不同，产品的定位也不同。另一点是很多人都忽视的，就是市场领先者或者先行者的正确战略不可能也是跟进者的正确战略。后来者总是想复制前面企业的战略，但经常会出错，因此我很难给出普遍的建议。对于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来说，我只能说要考虑的是: 中国在其全球化策略中的位置是什么？是市场，还是采购地？或者两者都是？我想除了少数像法拉利这样的企业，今天几乎所有汽车厂商都把中国当成采购地。中国市场的规模还在迅速扩大，如果没有为未来五年制定中国采购策略，如果现在还没有实施这样的战略，你将陷入麻烦。中小型汽车公司不一定要进入中国，现在这个时机对新进入者而言，已经很难了，因为市场上的竞争者已经非常多。如果一定要进入，必须好好考虑产品的差异化，无论是价格、定位，还是品牌。2003 年，一家俄罗斯汽车制造商告诉我，他们的价格很低，认为在中国只要便宜就有人买，但我告诉他们不行，仅仅靠价格低在中国竞争还不够，品牌和差异化很重要。在高端市场也不断有更多企业进入，如戴姆勒－克莱斯勒（奔驰）在北京、宝马在沈阳、凯迪拉克在上海，等等，所以高端市场的竞争者也会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我认为进入中国市场是必要的。 问: 你如何看待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来出口汽车的前景？ 答: 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并瞄准出口，目前只有本田公司一家。虽然这种事已经发生了，但我认为进展不会太快，因为汽车的质量、技术和舒适性还需提高。中国的汽车制造商目前还没有做到，但未来是可能的，随著规模经济的出现，生产更有效率，成本将更有吸引力。若干年后，有一些市场，如出口到东南亚，可以一试，但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地区的关税很高。 当然，中国和这些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情况。另一个大的问题是品牌还不行，需要时间来培育。目前，“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意义还是不一样。我还记得 30 年前日本汽车进入德国市场时，人们都觉得肯定不如德国车，如今大家认识到日本车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真的很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德国车还好。 问: 最近几年，中国 FDI 增长非常快，你对未来中国 FDI 的趋势有何判断？ 答: 中国 FDI 的增长确实非常惊人，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吸引力的一个标志，也许未来将不再会高。其实，FDI 排第一或第二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未来投资的结构变化。过去十年，中国比较快地实现了工业化，巨大的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业。但我们看到转型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附加值来自服务业。这些行业的投资可能在规模上不是很大，像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投资的不过是些桌子、椅子、纸和电脑。所以，总投资额可能不会增长那么快，甚至有所降低。投资降低的原因是宏观上的，制造业的增长不是永久可持续的，因为受资源的限制。中国要保持可持续发展，从能源角度看，就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另外就是要提升知识产业和服务产业。 问: 与其他跨国公司相比，欧洲企业在进入中国时在策略上有什么不同？ 答: 如果是讲大众、西门子、戴姆勒－克莱斯勒等大公司，它们的策略与其它跨国企业的思维没有太大不同。不同的主要是第二梯队的企业，即中小型企业。比如博世公司，从营业额看，博世超过 100 亿美元，是一个世界级的企业，但从文化上看，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传统中型企业，仍然是一家为创始人所拥有的家族企业。博世的行动非常保守，他们在技术上很棒，在细节上也做得很好，但没有上市。如果上市公司投资失误，股价下跌一些，不会是世界末日，但对于靠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生存的企业来说，它们会非常谨慎。博世甚至不愿意请咨询公司，一切都要自己做。有时候，他们太保守了，结果往往进入市场很晚。但美国的中小企业更爱冒险，他们中的一些也上市了。美国人的态度是: 进入一个市场，请咨询公司，划出一些资金，试一试，不行就算了。德国人则要想很久，一小步一小步地进来，但一旦站在那儿，就不会走了，不管气候多么恶劣，经济如何不景气，他都能忍受。 问: 你对最近联想收购 IBM 的 PC 业务有何评价？ 答: 我不想对这一个案特别置评，但可以从总体上谈一些看法。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上还是新手，有些不很成功的经历。中国企业的机会主义导向很明显，看到一个机会就投资，可能是因为中国资金来得相对容易，所以在投资回报上的考虑不是特别充分，比如并购后的成本是什么。海外扩张需要更成熟的思考。我们看一看海尔，虽然他们有理由受到赞扬，但也有不成功之处，比如他们想在德国卖冰箱，展开广告战，但不很成功。因此中国公司要认真考虑成本，深刻思考文化的差异、产品的定位和优先战略等。 问: 你是否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并购？ 答: 是的，如果你只是把中国生产的产品卖到海外，只要建新厂就可以了， 你可以到美国去建厂、招人，所有事情都自己做。但如今情况有了变化，TCL 和联想在收购现有生产企业之外，还有渠道、品牌和技术研发力量等，这些可能靠自己一下子建立不起来，此时并购就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并购的另一个动力是为了获取资源，但此类并购更多的是秘密进行，面临的问题会更加复杂，如中俄石油运输管道问题，不仅仅是你出钱就建管道那么简单。 问: 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何建议？ 答: 我建议在开始考虑并购的阶段就雇佣咨询公司。投资银行是希望促成交易来挣钱，咨询公司则不然，他们会说不，会告诉企业有些投资太危险。 我们真该调查一下，看一个世纪来有多少钱被浪费在不明智的投资上。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大量的钱被浪费在并购上了，这些钱或者是股东的，或者是纳税人的，不幸的是，很少来自于 CEO。企业家这么做经常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希望赢得尊敬。甚至罗兰　贝格公司也多少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我们在美国的分公司经营就一直不是很成功。美国或者欧洲的公司一想到中国来，我就会问他们: 谁来中国？谁能够既了解中国文化又了解总部的文化，并且管理这个业务？董事会有谁能负责中国的业务，他能否保证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中国访问一次？对中国企业，我要问问他们相同的问题 : 谁会到德国或者美国去管理公司，有没有准备好合适的人选能做这件事？ 问: 罗兰　贝格是 1995 年进入中国的，这些年来你感受到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吗？ 答: 我是 1998 年到中国的，当年只有两个国外同事访问了中国，其中一个是罗兰　贝格先生，而 2004 年，访问中国的国外同事至少有 20 多位。在 2000 年，还很难派中国同事去欧洲做项目，如今这种需求特别大，我不停地接到电话，让我们去欧洲和客户洽谈，以至于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可以派去访问欧洲。在过去的 6 年里，中国逐渐成了全球市场中的第一兴趣点。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整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初来时，到银行开户、雇人、晚上出行都很困难，现在这些已经完全变了。2000 年，还有人问我在中国工作有没有困难补助，我说在中国生活一点都不困难，因此没有补助。 问: 你所在的咨询行业有什么变化吗？ 答: 1998 年，我们 70% 的业务都是国外客户，如今 80% 都是中国客户。中国咨询业以年均 30% 的速度增长，我认为未来会以 20% 的速度继续增长。中国的咨询市场也更成熟，咨询的需求更具体了。一开始企业的需求比较大的是战略咨询、组织结构等。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的结构和管理不是很好，因此一开始做了很多的结构和功能优化重组。目前，虽然我们仍做不少“战略+结构”的咨询项目，但客户要求更精细化了，如品牌定位、客户关系管理、定价策略、销售机构优化等。另外，客户在和咨询公司合作方面更有经验。以前，客户认为请咨询公司就和引进新设备一样，做完项目一 按按钮就行了，现在他们明白还需要自己努力去执行。所以咨询公司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但客户的要求也更高了，比如要进行国际比较，要有明确的执行策略。第三个变化是价格和支付，总体上咨询价格提高了。1998 年我们只能要国际市场上 20% 的价格，现在价格大概是国际市场的 40%。 问: 在中国工作六年多，你有没有获得什么特殊的管理经验？ 答: 我遗憾自己没有更早来中国。对我来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收益的一段。我在日本、俄罗斯、乌克兰、东欧等地工作过，中国最有意思，带给我的益处也最大。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的活力。但是，我必需说的一件事是，20 到 50 岁这一代中国人过于集中在快速挣钱上，没有太多的道德约束，物质主义倾向非常严重，这个问题也许需要过几代人才能解决。我不知过于物质化最终的代价是什么，也许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多于一代人才能明白过于物质化和渴望金钱不是件好事，不仅对个人如此，对组织也是如此。 问: 能否举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你所描述的问题？ 答: 欧洲企业非常强调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工作不是一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例如，你工作时，就会想到你的继任者是谁，谁能引领公司在未来发展，你可能会为继任者好而主动退让，这种态度目前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中国人更倾向于仅仅考虑自己，只想提高自己的职位和地位，而不是从公司角度思考，也不会考虑离开之后的事。我倒不是说欧洲没有后面所说的这种人，只是持前面态度的人会更多。 问: 你是否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太快、机会太多，才产生你说的上述现象？ 答: 确实，机会是一个问题。在网络泡沫期间，我看到了很多人跳槽，他们很有勇气，但很多人没有看到风险。行业增长太快了，一旦停滞或下滑，这些人突然就会发现风险来了。随著时间推移，人们会发现机会主义对企业和个人都是风险巨大的。那些战略明确的人和企业，最后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问: 你认为你所在的公司未来的挑战是什么？ 答: 第一，提高价格和赢利，这是整个行业共同的挑战，是投资时必需考虑的。第二，获得合适的资源。一方面，和几年前相比，中国学生的质量提高非常快，他们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语言能力都在提高，因此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合适的人，但我们还很难找到有足够年头行业经验的项目经理。另一方面，如何留住这些人？我们培养的人，成长起来之后突然就走了，因为他们认为咨询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跳板。他们努力工作和学习，但同时自己有一个日程表，准备几年后跳入一个工业企业，获取好的职位。要激励他们留下，使他们认同咨询是一个终生职业，是很难的。当然，咨询确实可以成为终生职业，像我已经做了 20 多年的咨询了，但开始加入咨询业的时候，我也抱有这种想法，做两年就到企业里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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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为大家提供服务，我们决定先创建一个快乐创作俱乐部，先开展博客文学作品创作和出版业务。我们将联合一家有实力的出版机构，收集博客们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出版。 我们的计划是：第一步在这里成立一个博客原创作者俱乐部，组建一支全国性和全球性的原创作者队伍，征集、挑选和汇总大家的优秀作品。  第二步在有了足够的创作队伍和优秀作品的基础上，联合一至两家出版社出版一系列的博客优秀作品集。作品出版后原创作者可以分享经济收入。

 

快乐创作俱乐部完全免费向大家开放，不论性别与国籍，所有有诚信，热爱文化和艺术的人才都可以报名参加。 加入方式非常简单，只要在这里发表自己的作品即可。但是所有会员必须保证自己的原创作品绝对没有任何抄袭行为，否则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另外所有被选中的优秀作品，作者可以用笔名发表，但是必须提供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身份证复印件。

 

欢迎大家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杂记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作品以短小精干为主。也欢迎大家邀请有创作才能的朋友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们计划在半年内先试行出版一本博客优秀文集，从现在起用三至四个月时间征集和整理大家的优秀作品，因此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和发表自己的作品，因为优秀的创作队伍和优秀作品才是我们俱乐部发展的根基。 随着俱乐部地不断发展和成熟，我们将继续出版和发行更多系列的博客优秀文集。

 

所有快乐创作俱乐部的会员都是俱乐部的主人，因此我们欢迎大家对俱乐部的发展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包括俱乐部的服务和管理体制。所有的意见可以发表在这里，也可以发到bestname99@163.com。除了网上的交流，我们将根据俱乐部发展情况，组织网下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我们将更加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会员的特长，选举出一些专业负责人和各地的联络人。我们也将组织各种专题的讨论。

 

快乐创作俱乐部宗旨是“享受快乐，创造快乐”。从2005年10月25日起快乐创作俱乐部正式开张，欢迎全国和全球爱好文学艺术人才踊跃报名参加。让我们打造一个中国最有特色的快乐创作俱乐部。

 

谢谢支持，共同努力。

 

快乐创作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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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4日星期一

 

 

 

上周在从旧金山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年轻聪明的中国软件工程师，现就职于硅谷。在途经白令海上空时，我们的话题转到某些国家如何在某些生意上掌握诀窍。譬如意大利在奢侈品方面无人能出其右。日本是质量方面的大师。而美国，在我们看来，具有创新的天赋。

“那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我问道，“中国公司的高人之处表现在哪里？”

“学习。”小伙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接下来在中国最大PC制造商联想集团北京办事处的几天，证实了这一脱口而出的答复是高明的。忘记那些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仅仅在于廉价劳动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看法吧，尽管这些因素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联想为中国市场打造的个人电脑与索尼(Sony)、惠普(Hewlett-Packard)和东芝(Toshiba)能够推出的最好产品一样时髦而抢眼。相比之下，我用的戴尔(Dell)笔记本电脑看上去笨重和土气。

 

今年早些时候，联想收购了IBM旗下个人电脑业务，目前正准备踏上全球舞台。这次收购会被证明是成功的吗？改天我们再对此进行更多的探讨。就目前而言，可以说推动此笔交易的不仅仅是对规模的渴求，还有联想中国高管的一种愿望。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攀越学习曲线。联想的确是雄心勃勃，这一点儿不假。但其中也有一种“我们确实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东西”的热情，这在美国或欧洲收购者身上很难看到。

 

当然，认为学习能力能够成为竞争优势来源的观点，早已不再新鲜。管理研究人士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和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撰述“组织学习”(organisational learning)。彼得·圣吉(Peter 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管理方面的畅销书之一。在创建能够迅速学习并迎接变化的公司方面，该书是具有影响力的指南。

不过，这些日子很少有人再谈论这个话题。大约在2001年前后，多数美欧经理人似乎失去了对组织学习的兴趣。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衰退的冲击。多数管理班子关注的焦点，从成长和发展转向削减成本与生存。最容易被削减的，就是那些标着“培训”和“组织发展”字样的预算了。由于不会立刻对业务产生影响，从培训预算中节省出一美元，就等于在盈亏底线上增加一美元。

 

其次，组织学习运动走上了歧途。只要你到组织学习协会(Society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网站上看看就会发现，如今在美国，与这个话题有关的多数文章都带有“新时代”(New Age)的明显印记。

“实际上，所有本土或本国的文化都认为自然、宇宙或大地母亲是最伟大的老师。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发现这位老师。”在上月出版的《存在：探求深刻变革》(Presence: An Exploration of Profound Change)一书中，圣吉教授和三位组织学习领域的杰出人物这样写道。

总的来说，组织学习运动如今采纳的议程，与组织有效性(organisational effectiveness)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个人成长和社会救赎有关。这些是高尚乃至重要的目标。英国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也以他特有的平易风格，谈论过许多类似的主题。

但不难看出，这些想法无法引起注重执行的董事会的多大兴趣。让你把自己的商业生涯要么押在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身上，要么押在大地母亲这个老师身上，你会如何选择呢？

转回北京，这里的人们也在谈论深远变化，但并不带有嬉皮色彩。联想的管理风格果断、以结果为本，并极具竞争性。人们没有功夫陶醉于似是而非的哲学。相反，人们对学习的渴望来自贪婪和畏惧的强效混合，辅之以高度的智慧和些许谦卑。企业家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炼成的。

 

儒家尊师重教的思想，真的像有些业余汉学家所言，也在起作用么？中国企业家所展示的学习天分，会超越对最佳方法的模仿，产生令世界折服的创新吗？总部设在北京的公司，能够比柏林和布法罗的对手更好地解决全球管理难题吗？

在北京的短暂逗留让我很难作出评判。但联想、海尔(白色家电)和新浪(网络传媒)这类公司的发展速度，已经值得认真关注。和西方人可能想到的恰恰相反，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并非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而是因为它们克服了这种体制的障碍。它们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令人惊叹。

 

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西方公司借鉴日本的质量管理方法，从而逆转了从日本大量进口的潮流。产生于上述时期的管理工具——全面质量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精益制造(Lean Production)以及后来的“六西格玛”(Six Sigma)，改变了许多公司的运作方式。

 

未来十年，象新一代富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企业那样快速汲取知识，可能变得同样重要。

那位中国软件工程师朋友怎么打算？他正计划从硅谷迁回北京，带着自己学到的全部东西，开一家新的公司。

 

译者/梁艳梅 徐柳 袁园

 

 

在美国各市各州努力吸引中国之际，北京已着手在华盛顿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游说刚刚开始，但一些观察人士已质疑，这样做能否有效遏止反华情绪浪潮。

 

几个月前，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聘请了美国帕顿·伯格斯(Patton Boggs)律师事务所，让它代表自己与美国国会打交道。中国石油集团中海油(CNOOC)则聘请了律师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和游说公司“公共战略”(Public Strategies)，在竞购美国对手优尼科(Unocal)期间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商务部则就美国纺织业说服布什总统对中国纺织品进口设限的企图，向McDermott, Will & Emery征求建议。去年，中国政府聘请了霍金·豪森(Hogan & Hartson)，就世贸组织(WTO)相关问题提供建议。

 

在美国国会的反华情绪高涨之际，华盛顿的一些人将这些聘用合同视为一种趋势的开始。“在华盛顿既需要游说能力，又需要过硬的法律能力，这已得到更大的重视，”一位为中方工作过的贸易律师表示。

 

为更好地了解华盛顿的运作方式，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直在邀请学术界人士和其他人士，就美国政治体系举办讲座。

 

这些努力的成效如何仍有待观察。在美国国会就中海油对优尼科的竞购进行辩论期间，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将该交易变成政治问题。“我们要求美国国会改正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的错误做法，并停止干涉两国企业间的正常商业交易，”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一声明加剧了美国国会的担忧，即该交易由中国政府而非中海油牵头。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对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反应，会给中国人一个教训。他们指出，中美的政治程序存在差异，而且中国的游说经验相对不足。“想在华盛顿找一家律师事务所，买通对相关事务有决定权的人是不可能的，”一位华盛顿律师表示。

 

中国客户也确实难以应付，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律师抱怨说，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不习惯与西方顾问合作，他们往往不愿与自己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共享信息。中国以高度的中央集权闻名，与此多少有些矛盾的是，多个中国政府机构往往都声称对同一事务拥有管辖权，这导致了与外国顾问的沟通被拖延。“要使(游说)对中国有用，那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集中决策，”这名律师表示。

 

其他游说人士抱怨说，中国人不愿支付与其要求相称的费用。据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显示，中国每月仅向帕顿·伯格斯支付2.2万美元，按华盛顿的游说标准，这个数目微不足道。

同时，与中国政府保持稳定关系显然符合其利益的美国商界，已不愿为中国说话。美国企业在中国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面对中美贸易关系逐渐恶化，它们的相对沉默显得令人困惑。已退休的埃克森(Exxon)董事长李·雷蒙德(Lee Raymond)和美国国际集团(AIG)前首席执行官员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是仅有的几位声援中国竞购优尼科的美国资深高管。(格林伯格先生在《金融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正是这么做的。)

 

天生的谨慎，或者是政治上的懦弱，是对这种沉默的一种解释。美国跨国企业不愿在国内政客和消费者面前显得不爱国，尤其是在这个因外包和美国贸易逆差辩论而变得敏感的问题上。

 

多数企业更喜欢有选择的游说方式。“我们在华盛顿就中国对我们产业的重要性进行了广泛游说，但谈论能源等其它产业是不明智的，尤其是相关企业可能就是我们的客户，”美国最大的运输企业之一表示。

 

其它企业表示，在美国企业愿意在华盛顿冒政治风险，帮助中国之前，中国需要更多的自助。“中国人可能知道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还不了解民主和新闻自由，其表现形式就是他们错判了美国的政治情绪。”一家与中国有长期关系的大型制造商的公共事务主管表示，“我们在中国经商时努力了多年，但他们仍未理解。”

 

那些愿意在美国公开为中国的形象讲话的企业，淡化了这种分歧的严重性，并指出双方的经济将继续互相依赖。

 

陶氏化学(Dow Chemical)首席执行官利伟诚(Andrew Liveris)，最近刚从对中国官员的经常访问归来，他说，美国政客需要与中国人同样调整他们的行为。“中国对自己的崛起颇为得意，而美国不习惯这种挑战，所以，双方的态度都必须做一些调整，”他表示。

译者/李裕

 

 

昨日公布的中国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波动甚微，这既反映了该国经济数据的稳定，也体现了其经济本身的稳定。但这个9.5%以内的经济增长率，却并非唯一一个司空见惯的数据。

 

过度投资仍然是一个问题。在2005年头9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升至 54%，高于上年同期的48%。幸运的是，扩张最为迅速的领域被控制在缓解能源生产与基础设施领域瓶颈问题方面，这应能降低经济过热的风险。这表明，政府将不会限制此类投资。近期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加快，市场利率水平不断下滑，也为上述看法提供了佐证。

 

净出口值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趋势。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不仅使发生更多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上升，同时也会提高中国经济对海外事件的依赖度。不过，不应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今年，净出口值仍将仅占GDP的5%左右，这反映了出口商们对于进口半成品的依赖。

 

投资和净出口在GDP中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反映出中国在重新调整增长模式（使之有利于推动消费）方面取得进展依然缓慢。零售销售不断增长，但速度仍落后于名义GDP的增长。政府在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是基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并无放缓迹象，但其增长模式也不像官方数据显示的那样稳定。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分析人士近日指出，在大型搜索引擎上网络博客数量猛增，这使得个人新闻能够为更多人利用，并且使博客朝主流新闻业发展。

　　例如，雅虎公司在本月宣布，它将在雅虎所有的新闻搜索中整合博客内容，雅虎说此举将使读者可更多地接触“草根新闻媒体”。 

　　此前，搜索引擎市场领先者Google公司说，它推出了专门搜索新闻类搏克网站的搜索引擎，这些博客上有最新新闻和有关评论。

　　尽管长期以来传统媒体对博客不以为然，它们认为博客是业余新闻水准，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公众正越来越多地寻找对新闻发表最新见解的博客。

　　其他一些原因也促成了博客的高速发展。

　　像华盛顿邮报这类传统媒体在自己的网站上放进了博客。Pew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项目的高级研究顾问Cornfield说，博客是有用的，即便它们与传统新闻业有所不同。

　　他指出，博客是论坛，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说明为何博客不能被检索，只有博客被分类后，网络用户才能利用它。

　　他还说:讨论是民主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博客与主流新闻之间的区别正日益模糊不清。

　　Poynter媒体研究所编辑Moos说，雅虎把主流新闻和博客归入同一搜索类别是有益的，只是要将博客标志清晰地显示出来。

中国式管理三大基本元素:融合性合理性平衡性

http://biz.163.com　2005-09-27 23:05:28

 

新加坡中圣国脉管理咨询公司 梅霖博士

中国式管理的基本元素之一―――融合性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一次会上，国民革命党人争论不休，一派是留洋派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西方民主革命之路，一派是本土派认为中国革命应该走中国农民革命之路，此时孙中山先生让大家不要再争论了，讲了一个故事：曾经在上海滩有一农民挑夫，家当穷得只剩下一根挑担的竹子扁担，每天以挑夫为生，有一天突然看到买彩票的窗口，把自己仅有的2元大洋买了一张彩票，便顺手放在竹子扁担的缝口里，过了几天，彩票开奖了，此挑夫一看，他中头奖了，高兴得快疯了，边跑边高叫：“我发财了，我再也不做挑夫了。”顺手把扁担扔到黄浦江里去了，扁担没有了，彩票也没有了，中奖但拿不到奖，空喜一场。孙中山先生接着讲：彩票是什么？是西方文化和思想；扁担是什么？是传统文化和国情。我们忘记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西方文化和思想也就不复存在了。即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西方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实际国情相结合，同样，中国企业管理的成功必须把西方科学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把管理理论和企业实际问题相融合，这样我们的企业管理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自日本从二战废墟中崛起，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时，号称“管理王国”的美国人惊诧了。哈佛大学教授佛格尔以“日本第一”做为“美国人的教训”。美国管理大师杜鲁克前往日本探讨，才发觉日本管理的特色在于重视管理哲学。当然，日本人并没有排斥美国管理，一半是执著地把握科学管理的工具和技术，但从未变成西化；一半是充分吸收中国的儒家思想的精华，强调人本管理，形成管理哲学，而人本管理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日本可谓是中西结合的最佳典范。新加坡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国际儒联名誉主席、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如是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看，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

80年代，一批诺贝尔得主在《巴黎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是联合国纪念的十位世纪伟人第一位，他创立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后有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儒家经典有《伦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儒家的核心内容是：“修己以安人”，“人能弘道”，“仁者爱人”，“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舍生取义”，“中庸之道，过犹不及”。

中国式管理的基本元素之二―――合理性

合理哲学来自于中国儒家哲学中最重要的中庸思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不偏之为“中”，不变之谓“庸”。鲁迅认为：中国人口说中庸，其实最不中庸，所以办不好事情。懂得中庸，才能懂得中国的大半，古今中外，最有用的智慧就是中庸，最为人们误解的也是中庸。从容中道，圣人也。

“三国鼎立”是中庸之道，刘备既不投靠北方曹操，又不投靠南方孙权，而是走第三条路，创立三国之蜀国。“万里长征”是中庸之道，毛泽东所选择的既不是投降国民党，也不是就地全军灭亡，而是走第三条路，北上万里长征，取得中国革命的大转机并最终取得成功。“论持久战”是中庸之道，毛泽东面对当初抗日形势，既不主张速战论，又不主张灭亡论，而是挥笔主张走持久战，终以八年取得抗日胜利。“一国两制”是中庸之道，邓小平面对中国的香港回归问题既不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完全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得以让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中庸思想是管理上追求的“合理化”。要避免“过与”和“不及”，无论人、事、地、物、时及其它，都要求其“适当”、“合宜”，也就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中”的标准介于没有过与不及，没有或偏或颇，没有过猛过宽，或过刚过柔，没有或左或右，而是随时皆宜，随地皆宜，随人皆宜。“中道”管理是管理界追求的最高境界，朱子解释中庸时曾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不合理”。曾经有人认为西方管理是“法、理、情”，而东方管理是“情、理、法”，总是按次序来强调“法”或强调“情”，有失偏颇。其实“理”居其中，应是所重在理，即合理化；法为基础，即制度化，制度化是管理的基础，组织典章制度是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法”；情为本，即人性化，管理者把人当“社会人”看，尊重人、关心人、鼓励人，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建立、修订和推行所有的规章制度，用合理化的制度和合理化的人情达成合理化的管理。诚如经营之神松下先生曾说：“身为一个管理者，最重要的是能做到宽严并 济，如果一味宽大为怀，人们就会松懈而不求上进，但如果一味严厉，部下就会退缩，不敢以自主的态度面对工作”。

中国式管理的基本元素之三―――平衡性

平衡哲学来自于中国易经哲学，发展重在平衡，环境重在平衡，人生重在平衡，健康重在平衡，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平衡社会。

经营和管理的过程就是平衡的过程，平衡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平衡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平衡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利益，平衡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等等，经营和管理的本质就是平衡的艺术。

一个组织的领导者，需要刚柔平衡，既需要魄力和权力，又需要胸怀和宽容，需要刚柔并济，一个组织的团队同样需要结构平衡，需要个性互补，能力互补，知识互补，有思考决策型的，有冲锋陷阵型的，有默默耕耘型的，这样才是梦幻团队。

公司的企业文化层次也需要结构化的平衡，公司的高层应该是崇尚道家文化，有所为有所不为，即无为文化，对公司的战略方向、运行机制和企业文化应该清清楚楚，但表现出来的能力应该是含含糊糊，更多的应该是让部属去充分表现，如果领导都表现了，部属就无机会表现，无事可干，则无事生非，反而心中怨气。中国的四大名著中有《三国演义》的刘备，智不及诸葛孔明，武不及五员虎将，但能三国鼎立，靠的是无为；有《水浒传》的宋江，智不及吴用，武不及108将，但能轰轰烈烈闯九洲，靠的是无为；有《西游记》的唐僧，智武不及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但能西天取经成功，靠的是无为。此三大名著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容于其中，无怪乎海尔张瑞敏熟读老子所著《道德经》。

公司中层应该崇尚的是儒家文化，即和谐文化，公司中层既对上沟通，又对下沟通，又要左右沟通，主要是依赖中层实现公司和谐的氛围，儒家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和谐意识、团队精神、义利一致、中庸之道”等等思想上。

公司基层应该崇尚的是墨家文化，即是执行文化，基层每个岗位的员工都应该做好其本岗位本职工作，执行到位，

在企业界和管理界多年，常常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总有人不屑一顾，问其却不知可否，原因是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受其熏陶。我们丢弃了祖上的东西，去一味寻求西方科学的管理，西方的管理科学固然要学，而且要融会贯通，但这只是学到了一半，还有一半是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精华。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日本松下商学院，看一看松下是如何培养人才的，一定会恍然大悟：学员在早晨立队长跑，以炼意志；吃饭时祈祷谢恩，以炼恩德……。《论语》、《大学》、《中庸》、《孙子兵法》等等是学员的必修课程。

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传统的精华文化，人格的修炼，先做人，后立事。我们无法期望一个饱学科学管理工具和技术而没有胸怀、自私自利、无信无义、浮躁志短的人去带领一个团队、成就一番事业。

我们应该兼收并蓄、内方外圆、中西合璧、相得益彰。管理之妙，存乎一心啊！

 

 

22.中国式管理能催生世界级企业家吗

本期主持：罗建法
本期嘉宾: 邓侠 吴洪刚

 

·            罗建法《东方企业家》主编助理
　　近来，很多地方都搞了一些"孔子缺席的论坛"，论坛上大批企业家对于中国式管理推崇备至。联想到近几年，台湾学者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一书在大陆风行，呼喊中国式管理的声音，更是甚嚣尘上。一时间似乎有水井处便有中国式管理。几千年了，中国人竟然还只有一个孔子，是祖先的光荣还是对不起祖宗？中国式管理真的是中国企业未来的救星吗？对照施振荣，李嘉诚等知名世界的华人企业家，到底是什么因素是造就世界性企业的决定因素？　　

·            邓侠企业战略研究专家
　　中国式管理的本质根植于落后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企业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的痕迹，柳传志分槽喂马的接班人方式，也许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

　　从中国式管理的目标看，"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所谓组织效益目标的实现只是实现"和"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经过程。孔子把和引入伦理学领域，作为识人的重要标准，得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论断， 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社会生态和谐平衡的核心是人际和谐。"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伦理学基础。上下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集大成者的说法，就是修己安人。

　　我们看看何谓修己，如果仅认为"修已"就是提升个人的修养与能力的话，说明你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中国式管理"者，对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根本没有吃透甚至没入门。什么是自古以来的修已标准呢？就是把人修炼成没有自我完整独立人格的，符合社会定位的教化之人。在企业中，说白了，就是服从与听话。我们从小就以"听话"为乘孩子的标准，在企业中也一样。曾国藩算是集"修已"之大成者，但他终究没有以"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来阻止中国的衰败。"中国式管理"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被《马关条约》划上了句号。

　　我们再来看看"安人".中国式管理倡导"安人"乃是企业管理的最终目的。这种说法似乎有点侮辱中国人的智商。因为，企业是工商文明的产物，其目标是创造价值。而"安人"之道显然是在一个稳定、非竞争农业文明下的管理需求。虽有可借签之处，但其目标是风马牛不相及。企业是在竞争中成长的，其边界随时有被竞争者入侵。以安人为目的的管理的基本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这时以"安人"为目的显然是违背了现代企业的宗旨。更有甚者，"安人"本来就是一种试图将自己的意识加于他人的管理方式，看似温情关怀，实际是让员工人格独立性的丧失，最终让企业创新能力的丧失。是对企业家精神的严重腐蚀。

　　日本人说：你们看，我们就是受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熏陶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企业应该以"中国式管理"为主。然而这恰恰是日本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日本是"西方七国"之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大有赶超美国的势头，所以日本也出现一种日本式管理的热潮，和今天中国式管理的背景如出一辙。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日本近百年是被不断注入了西方现代管理思维才成就了第二大经济强国。如果中国企业固守"中国式管理"不放的话，日本人正偷着乐呢！

·            吴洪刚科特勒营销公司副总 　
　　融入现代化主流才能造就世界性企业

　　什么是世界级企业家？不久前，美国小布什总统考虑停止征收遗产税，可是有两人登广告反对，一个是微软的比尔盖茨，一个是巴菲特。他们说："我不能允许我的第二代不劳而获"，这就是世界级企业家。简单的广告的背后是支撑美国近百年发展强大的人文精神。

　　简单的讲，世界级企业家就是能创建世界领先企业的企业家。这个领先，是指首创与第一，而不是第二。是带领全球行业进步的龙头，在他的前面是没有可模仿的现成的技术，现成的模式。按照这个定义，所有以模仿，后发优势的企业，不论其规模如何，都不足以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因此，自由思考、创新精神才是世界级企业家的基本功。人格的独立性的管理才是世界级企业的根基。

　　基督教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被当成其他目的的工具。但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把人当然实现天下大治的手段，这种不以人为社会进步的目的的管理思维，与现代企业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担当不起培育世界企业的重任。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企业的强大与先进，但这只是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思想进步的结果而已。看不到世界先进企业家背后的人性的光辉，想以玩弄人性弱点的"中国式管理"来催生世界企业家，这个玩笑开大了点！

　　有世界级企业家才会有世界级企业。中国一定会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家，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究竟是谁，这可不好说了，如果非要举例，我想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算得上半个吧。要较真的话，中国现在能称得上的确实没有。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必然会孕育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要孕育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必然要突破以下几点：

　　1、管理思维的全球化

　　没有全球化的管理思维和视野，就没有全球化的企业领导人。全球化的思维要求中国企业家睁眼看世界，看清世界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看清市场经济的人文思想基础。简单的讲，总强调低人工成本的中国企业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的，为什么呢？因为低人工成本违背了企业的根本目标与现代管理的核心精神。这个核心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人是社会和企业进步的目的，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是尊重个人的企业。从现实来讲，从来没有一家低人工成本企业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先例。

　　2、市场的全球化

　　要造成世界级的企业，就要求中国的企业的目标市场是全球。既包括落后的未开发的非洲、印度，但更应该包括美国、日本、欧洲。为什么说发达国家的市场很重要呢，因为世界级企业家首先要有的是"逢敌必亮剑"的精神，不能总是避开敌人主力的"游击战"，能否成就世界级的企业，关键是看你在世界主要市场的成败。这要求中国企业家转变思维，不能总是避强就弱，要从全球"游击战"和思维转变为全球"正规战".

　　3、研发的全球化

　　要创新，要造成世界级的企业，就要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全球科研人员的的脑袋。在国内，不具备创新条件的，可以放到全球最好研发水平的地方去研发。懂得利用和发挥全球科技人才为企业服务。

　　4、人力资源的全球化

　　世界级的企业，就不能专门强调是中国的企业了，现在很多跨国公司，在当地注册经营，纳税，你说是哪国的企业？同时，没有人力资源的全球化，也没有真正的全球化企业。我们不能强调，一定是中国人领导或者中国式的管理。一个全球化的企业一定是能吸引到全球各路高手前来投奔的企业。象目前好多企业，浙江人一定用浙江人，温洲人一定用温洲人，在国内尚不能全国化，谈何世界级企业家。

　　海尔流行一句话："要想一滴水不干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大海里去".同样，我们中国优秀的管理文化和思想，要想发扬光大，唯一的办法就是融入到世界文化与管理思想中去。

　　其实，在中国、中国台湾，已经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企业家。李嘉诚，施振荣，张忠实谋等知名企业家，都已经驰名于世界，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他们之所以走向世，绝不是什么中国式管理的破玩意，而是因为更多地融合了现代社会的主流，借鉴世界管理的新潮流。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出世界级企业和世界级企业家，但这不会是抱残守缺的结果，而是融入世界主流的结果。

 

 

作为一个股市规模占全球市场总体比例不足0.5%的国家，中国正受到美国投资者的很大关注。与此同时，全球基金经理们对中国机会的看法正出现明显分歧。

正反两方

随着散户投资者投资中国股市的意愿日益强烈，数家公司今年推出了中国基金，其中包括恒康公司(John Hancock)与奥伯威思公司(Oberweis)。

同时，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今年首次公开发行数量有望达到创纪录水平。

 

尽管在过去3年里，中国股市(以A股衡量)每年跌幅逾9%，但是大型国际基金的经理们却增持中国股票，寄望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将在股市上得到体现。

不过，基金经理中还有一部分中坚力量减持中国股票，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向来重于言而轻于行。

有意思的是，与关注基本面因素的人相比，选股者对中国表现出了更大热情，他们的精力集中在物色优质个股方面，而不是采取先关注宏观经济面，再选择个股的方法。

价值型基金经理

同时，尽管中国通常被描述为成长类题材，但人们却能明显意识到价值型基金经理们的存在。

管理着富兰克林坦伯顿全球基金(Templeton Global Opportunities)的杨光表示，中国股票在他基金中的比例超过6%，这反映出该基金找到了些比较划算的投资机会，同时体现出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潜力。

“中国是一个需求型市场，而不仅仅是供应国和出口国。从原材料到电力等各类商品，国内需求都非常强劲。”他表示，“以就购买力衡量，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富兰克林坦伯顿基金一向被视为一家价值型基金公司。该公司持有中国移动(China Mobile)的股票，后者是全球用户数量最多(2.25亿户)的移动电话公司。此外，杨光先生还青睐能源类企业，持有独立发电商华润电力(China Resources Power)，以及另外两家能源企业——上海电气(Shanghai Electric)和中国神华能源(China Shenhua Energy)的股票。后两家公司均于今年首次公开上市。

杨光指出，中国电力需求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电力供应存在严重短缺，电力公司因此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投资对象。他表示，上海电气“订单流量非常强劲，在2008年前已预订一空”。

从能源及电力需求中获益

与富兰克林坦伯顿全球基金相仿，历宝基投资管理公司(Nicholas-Applegate)也认为，中国石油企业将从能源及电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中获益。该公司管理着恒康国际基金(John Hancock International Fund)，这是另一家增持中国股票的基金。

“它们的增长速度高于国际同业公司。未来3年内，它们的发电量将增加一倍。”历宝基高级副总裁Linda Ba表示。

该公司持有中国神华能源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简称中石油)的股份。中石油是中国最大的油气生产商，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持有该公司1.3%的股份。

历宝基投资管理公司还持有富士康国际(Foxconn International)的股份。富士康国际为诺基亚(Nokia)和摩托罗拉(Motorola)生产手机，去年首次公开上市。

理查德•德里豪斯(Richard Driehaus)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增长型基金经理。相对于美国市场而言，他更看好亚洲市场，并且这样评论那些批评中国的人：“他们在宏观方面是正确的，而在细节上却是错误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无疑会实现实际的有机增长。基金经理们一直难于在这个市场上运作，但他们没有理由不去做一些间接尝试，或者说，试着尝试一些特殊情况。”举例来说，德里豪斯先生最近认购了中国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Focus Media)首次公开上市的股票。该公司经营商铺和平板广告业务。近来德里豪斯先生一直在增持该股。

他表示：“这种广告形式正开始侵蚀电视广告（的市场）。它能够得到充分使用，并获得利润。”

广州RF(Guangzhou RF)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住宅建筑商，也是德里豪斯先生持有的另一只“特殊情况”股票。

对中国市场持悲观态度

鲁道夫•利雅德—约恩斯(Rudolph Riad-Younes)是Julius Baer银行国际股票业务主管，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新兴市场基金经理，管理着30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他对短期内的中国市场持悲观态度，把中国首次公开上市热潮比作前几年的网络热。在他的基金中，中国股票的比例很低。他表示：“中国股市受到冲击的可能性很大，一定会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中国的过度投资与美国的过度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失衡。当美国着手解决这种失衡的时候（它似乎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中国也会面临某种调整。这将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这与网络热潮时的情况有些相似：许多公司被支持上市，一旦失去了这种支持，就会出现崩溃。”

约恩斯先生认为，股票投资者在中国机会甚微，但房地产和大宗商品可能是不错的投资。他表示：“当你买进中国资产时，你是在买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实际投资。”

长期内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投资者需要对未来三至五年的情况有信心。

这次改革似乎是长期的

有些人有这样的信心。温德尔•珀金斯(Wendell Perkins)管理着约翰逊家族(Johnson Family)9500万美元的国际基金，其中中国股票的权重较大，拥有中国移动和亚洲卫星(Asia Satellite)的股票。最近，他还用所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股份交换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股票，后者也是一家石油公司。

他说：“这次，很多情况与以往不同；改革似乎是长期的。”

“中国银行业体系有了明显改善；该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的一员；同时，不仅与美国开展大量的贸易活动，也与欧洲和拉丁美洲贸易交往频繁。中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是难以逆转的。”

译者/刘彦 徐柳

 

长三角制造：纺织品的今天,哪个产业的明天?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10 月17 日 | 文章来源：新华网

 

 

Juki在日本本土市场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更不用说国际市场了。但作为国际首屈一指的工业缝纫机制造商，Juki在中国服装厂是一个知名品牌。

自十年前世界制衣业大举转向中国起，Juki工业缝纫机的销售势头一直十分强劲。

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38%的销量流向中国，而日本市场仅占4%。

但在今年5月，当欧美对大量涌入的中国服装表示震惊并设置限额时，制衣厂减小了生产规模。突然之间，对更新更快的Juki缝纫机的需求消失了，4月到6月这一季度的销量出现下滑。

仅一个月后，但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在年度白皮书中发出明确信息：日本公司应当力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增加在东盟成员国的生产，因为中国存在各种政治和微观经济风险。

此举有重大意义，因为去年中国超越美国，有史以来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些日本政府官员强调与亚洲邻国打造联系、以抗衡日益增大的中国影响力的重要性。

Juki表示，虽然中国仍是该公司的最大市场，但各种风险迫使它将销售重点转向四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越南。

观察人士表示，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今年4月中国各地爆发激烈的反日示威活动后。当时，日本商店的玻璃被打碎，日本啤酒和其它产品在短时间内受到抵制，一些日资工厂发生劳资纠纷。

“虽然一切已恢复正常，但日本公司仍对决定在华计划的未来方向感觉谨慎，”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海外研究部部长鹫尾友春说(Tomoharu Washio)。

今年6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十分之三在华经营的公司已重新评估其扩展计划，他说，“那次调查之后，日本人的情绪并未发生很大的改变。”

现在，许多企业采取鹫尾先生所称的“中国+1”战略，即在亚洲其它国家另外建厂，降低只在中国经营的风险。

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似乎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从今年1月到6月，从批准的申请来看，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建厂或扩大现有厂房的日本公司减少了8.2%。

万宝至电机(Mabuchi Motors)生产用于电子消费品、汽车和精密机械的小型电机，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今年，万宝至电机称，将在越南开设第二个生产基地。这一战略令人惊讶，因为该公司80%的生产活动在中国。

鹫尾先生说，日本公司开始对在印度生产表现出兴趣。虽然日本在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在1997年渡过了最高峰，但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白皮书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日本制造商中，有91%的公司计划近期扩大在印度的工厂规模。

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表示，在中国出现反日示威游行后，日本公司进军巨大的中国消费市场的趋势并未减退。事实上，在过去一年里，出口商加紧了在中国市场营销和扩建商店网络的步伐。

全球主要乐器制造商雅马哈(Yamaha)承诺，尽管钢琴和其它乐器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的需求趋于停滞，但在未来几年内，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增加一倍多，达到10%。

为实现这一目标，今年11月，它将在上海开办一所面向儿童的雅马哈音乐学校，作为树立品牌形象努力的一部分。据估计，仅有2%的中国人拥有钢琴，而在日本，四分之一的家庭有钢琴。

同时，日本最大的便利店运营商7-11计划年底前在中国开张第一家加盟店。到2008年，7-11希望在中国拥有350家加盟店。它已在北京拥有25家直营店。

日本7-11表示，它已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并很有可能及时获准在年底前开张第一家加盟店。

显而易见，示威游行、劳资纠纷和贸易问题对一些采取“中国+1”战略的日本公司来说是严重的问题。

然而，对绝大多数日本公司来说，进入日益富裕的中国的巨大契机是它们难以忽视的。

译者/夏璇

 

Redefining Economic Downturns

October 17, 2005

Not all economic events are unpredictable, says former Goldman Sachs partner Joseph H. Ellis in a new book, Ahead of the Curve: A Commonsense Guide to Forecasting Business and Market Cycles. Read an excerpt.

 

by Joseph H. Ellis

Early in my career as an investment analyst on Wall Street, I discovered an important truth in providing sound advice to my clients: Although my first job was to determine which companies and stocks (my specialty was the retailing industry) would provide the best investment returns over an intermediate-term (say, one to three years) or longer-term time frame, my second one was to determine when stocks of retailing companies, or the stock market as a whole, might be most favorably owned. Without question, there were long periods during which retail stocks and stocks in general were unrewarding. During such times, a buy-and-hold posture would prove to be destructive. These periods usually coincided with slowdowns in the economy lasting for two or more years. Economic cycles—periods of advancing and then slowing economic growth—were the rule and not the exception. These cycles appeared to occur every three to six years and carried with them corresponding bull and bear markets.

Furthermore, on the downside, there seemed to be a repeating pattern in which businesses and investors were invariably caught, without warning, in economic downturns and the accompanying bear markets. In cycle after cycle, the abilities of th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communities to perceive the downturn as it occurred were typically so belated that there was little capacity for avoiding its damaging effects.

Much of the problem seemed to revolve around businesses' and investors' focus on recession—typically defined as two successive quarters of absolute decline in total economic output (real GDP) on a quarter-versus-prior-quarter basis—as the key economic event to be feared, the big bad wolf of the economy, so to speak. Businesses and investors seemed to feel that, if there were no recession, then everything was basically OK. But, repeatedly, business conditions, corporate profits, and the stock market appeared to suffer badly before recessions ever came into view.

The four stages of economic downturns
I observed four stages of perception associated with these downturns:

• Stage 1: The peak.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would be uniformly favorable. Real GDP and its key component, consumer spending, were increasing at a strong pace, corporate profits were showing superb gains, and the employment picture was clearly favorable. The stock market would be reaching new peaks, with investors enthusiastically embracing a bright business outlook.
• Stage 2: A modest slowing. The uniformly bright outlook of stage 1 would give way to a period of moderate slowdown in the rate of growth of the economy, particularly in consumer spending at the front end of the cycle. Retail sales growth would slow a bit. Interest rates would be rising gradually in response to the strong economy, and some vague concerns about interest rate and inflation would be raised, but not sufficiently to quell business and investor optimism. Capital spending and employment would still be growing at a strong pace (accompanied by much happy talk about a "full-employment economy"). And corporate profits would still be on the rise, but with percentage increases at a somewhat slower pace than the robust pace of the prior period. Few forecasters would yet fear that a recession—an actual decline in total economic output—was in the cards. And the stock market might well be sideways or, more likely, even down 5 to 10 percent, but believed to be only taking a "breather" after the strong market gains of the prior period.
• Stage 3: Intensifying worrying. The economy would now enter a period of more intense worry, in which interest rates and inflation were higher, the rate of growth in real consumer spending and real GDP had slowed from a peak of 5 to 6 percent to "moderate growth" of perhaps 2 to 3 percent, and economists and others would begin to contempl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economy could enter a recession. Conjecture would now begin to center on how long and deep such a recession (if it occurred) might be. The stock market by now might have declined an additional 10 percent or more from stage 2; a bear market was now under way. However, some comfort would still be taken from the fact that capital spending was still relatively strong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remained low.
• Stage 4: The advent of recession. Now the economy would actually enter the recession, a period of absolute decline in real GDP, with corporate profits falling significantly, capital spending beginning to weaken, and—perhaps most alarmingly—the first major increases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if an accelerating number of workers were losing their jobs, where would the impetus for an upturn come from? Fears of a protracted decline would now become more widespread, with a great deal of economic discourse devoted to determining when the recession began: when quarter-to-quarter real GDP comparisons fell below zero—that is, began to decline (as if the zero demarcation level were any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number). During the early phases of stage 4, stocks would continue to decline as investors confronted these fears. As a period of unusually wide-spread pessimism, stage 4 appeared very much like a mirror image of the unquestioned optimism of stage 1. And, most perplexingly,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recession, when economic conditions were at their worst, stock prices would stop declining and—mysteriously—would begin to advance.

As an analyst responsible to my clients for providing guid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my (retail-industry) stocks, I began to recognize patterns of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damage. Not only my retail stocks, but also the stock market as a whole, had peaked during stage 1 when economic growth was still at its best and optimism was rampant. Stock prices were already in decline as sales-growth rates for business throughout the economy began to slow in stage 2, and this decline intensified in stage 3 as sales increases slowed even further, but before an actual recession was even considered likely. By stage 3, it was already too late for most companies to react to slowing business conditions. Investors, too, were faced with a dilemma by the time stage 3 ran its course: the difficult choice of either waiting things out in the hopes that a recession could be avoided, or selling—to avoid further losses—at what could be the bottom.

The greatest economic damage was done when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began to slow.

I now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central role given to recession—the advent of stage 4—as the accepted definition of economic harm was itself most damaging to businesses and investors. The emphasis that economists, businesspeople, and investors placed on recession as the key negative economic event actually led them to miss the fundamental fact that the greatest economic damage was done when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began to slow, and this period began at the end of stage 1 and continued through the beginning of stage 4, long before stage 4's absolute decline in economic activity. It was in stages 2 and 3 that an unexpected slowdown in sales growth would begin to cause rising inventories, pricing weakness for businesses, falling profits, and declining stock prices. In fact, in a number of downturns (for example, 1966-1967 and 1984–1985) the economy never even reached stage 4; that is, a recession, or actual decline in economic activity, never even occurred. Yet there was clear damage to corporate profits and the stock market.

As I write, I have been tempted to draw a weather analogy with this economic pattern. Stage 1 is the bright, unclouded sunny day, stage 2 is sunny but with a growing haze, stage 3 is cloudy with the threat of thunderstorms developing, and stage 4 is the violent thunderstorm itself. But I then realized how inaccurate this analogy is, and yet helpfully descriptive in its very inaccuracy. With weather, we can wait through hazy and then cloudy and worsening skies (stages 2 and 3) and board up the windows shortly before the onset of the storm (stage 4). But in the economy and the stock market, much of the damage is already done between the end of stage 1 and the end of stage 3, before stage 4. In the economy and the stock market, stages 2 and 3 represent, in reality, the first half to two-thirds of the damage, and stage 4—the recession—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harm.

Two great flaws in conventional economic analysis
It now became clear to me that to get ahead of the curve in predicting the economy,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alter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s of tracking economic data. The goal was to correct the two major dysfunctions in the conventional means by which most businesses, investors—and yes, even economists—measure economic cycles.

• Economic flaw 1: recession as the primary measure of economic slowdown. To use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recession—a period of absolute economic decline in real GDP—as the most widespread measure of economic harm is fundamentally tardy and, therefore, useless as a pragmatic economic measure for businesses, investors, and policymakers. In every economic cycle—those I experienced in my first decade as an analyst, and those since—by the time a decline in real GDP occurs, or is even close at hand, the general economy, businesses, and stock market have already suffered considerable damage. Most damage to the economy, businesses, and the stock market happens much earlier, when the rate of growth in the economy begins to slow from peak levels. By the time the economy is actually declining in absolute terms, most of the damage is already done. Recession needs to be replaced by a more sensitive and agile concept of economic slowdown.
• Economic flaw 2: tracking economic data on a quarter-to-quarter and month-to-month basis. The method that is used to track rates of change in most economic series and indicators creates unneeded confusion and often obscures viable economic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that might have been used more effectively to forecast future events. Government data bureaus and other sources of economic data, and most economists, track the rate of change in most major economic indicators on a quarter-versus-prior-quarter basis (headline: "Real GDP rose 3.5 percent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is method requires (1) seasonal adjustment of the data for the quarter and then the one that preceded it, (2) multiplication by 4 (or 12, if the data is monthly) to determine a seasonally adjusted rate of change, and (3) frequent revision. There are some pragmatic short-term reasons for reporting economic statistics in this manner. But looking at economic data on a quarter-to-quarter basis over longer periods results in so much volatility, or noise, that causality between economic series is often obfuscated, when a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in fact exists. I found that, as we seek to find longer-term predi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indicators, the way data is charted is fundamental to achieving clarity.

When we combine recession, as the wrong definition of economic harm, with quarter-to-quarter rates of change as the wrong method for measuring it, the result is confusion that obscures the real inflection points in the business cycle—when rates of change begin to turn.

By correcting these two overarching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most economic analysis, we can learn to look at the same data everyone else has, but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at enables us to see patterns others may miss. Like the pilot of an airplane at thirty thousand feet, we can look down and see patterns that the driver of a car—lost in the maze of "recession," "growth," and confusing quarter-to-quarter data comparisons—will not recognize. Eliminating these two errors will make us better able to evaluate the public conversation from a detached and illuminated point of view and help us wean ourselves from the confusion of much of current economic discourse.

Excerpted by permission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from Ahead of the Curve: A Commonsense Guide to Forecasting Business and Market Cycles. Copyright 2005 Joseph H. Elli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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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H. Ellis was a partner at Goldman Sachs and was ranked for eighteen consecutive years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 as Wall Street's No. 1 retail industry analyst.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head of the Curve, see the Web site.

 

博客智慧征集和评选

 

先见策划 http://spaces.msn.com/members/foresight

美名源 http://spaces.msn.com/members/be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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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光顾博客空间，时常会被博客的们的文采和故事所感动。因此一直心存一个梦想和计划：就是搭建一个互相交流和共同进步的平台，让博客的智慧闪光发亮，让民间的智慧为国为社会创造价值。千年历史证明智慧来自民间，民众造就伟业。由于缺乏技术人才，网络平台计划暂时无法启动。我们暂借此陋台凝聚全国和全球人才，为未来为自己创造新的人生舞台。

 

此次博客智慧征集和评选活动从征集博客自创的名言名句开始，每位博客可以推荐两条自创的博客至理名言。然后有所有的博客公开评选。 每位博客也可以评选别人的的名句。所有的评选必须说出明确的理由，说出这句名言的优点和缺点。 最后我们将根据大家评选的结果。永久保留在歌唱生活网站的显要位置。  这种博客智慧征集为长期征集和评选，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整理和发布。 将来所有优秀的名言将放在我们共同创建的网络交流平台。欢迎大家踊跃推荐自己的智慧名言。让我们的智慧在中国的上空闪光发亮，在全球网络灿烂辉煌。

 

名言名句可以发在下面，也可以发在投稿专区。请大家不要在这里发表无关的留言。我们将删除所有无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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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举一例：来自先见策划的名言1。先见创造先机。

                            2．有公平才有效率。[注对整个社会而言]

 

先见策划、歌唱生活和美名源合作策划。

2005年10月15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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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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