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新浪召开股东大会的第二天，美国股市收盘，盛大的股价为26.950美元，新浪股价为26.39美元，自今年2月盛大宣布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以来，两家公司前所未有的接近。——“资本市场有其运转的规则，从某一点看并不说明公司的长期价值。 
”对此，盛大CFO李曙君对本报记者作出了这样的回应。

　　“盛大目前运营的大型网络游戏因为时间较长，所以增长的空间不大，所以盛大必须暂时集中精力去发展自己的‘盒子’，而在盛大确立IPTV的具体收费模式之前，盛大不会有太大的收购动作，对于新浪，可能也会一直采取观望态度。”——J.P.Morgen的网络分析师韦迪对本报记者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这也许正是盛大收购新浪股份后，一直不提进入新浪董事会的主要原因。

　　同时新浪CEO汪延也对本报记者证实说，盛大在这次股东大会上，并未提到其倡导的“互动娱乐”方向，其所询问的只是关于新浪无线业务等大范畴的业务情况。——由此看来，盛大显然也是认为目前时机还不够成熟。

　　尽管是一片“祥和”气氛，但在新浪股东大会并不乏暗流涌动，盛大派出的参会代表其CFO李曙君“以不够清晰、期权计划应多考虑中层利益”为由，对新浪的期权计划投了“弃权”票，对这一计划新浪网首席律师吴上表示，“所谓股东大会300万股赞同对400万股”的数字并不准确，最终的决议结果还要通过对总体股民的投票统计。”——对有五千多万股总股本的新浪来说，目前这一计划的最终结果还很难说。

　　有观点认为此举是盛大在“阻击”新浪高管增持，但新浪的期权计划，所涉及到的股权总数不过一百多万股，对于手中有的盛大来说，应该不构成太大威胁，其“弃权”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盛大此举，除了发出第一大股东的声音外，学生干部出身的陈天桥，似乎也正试图拉拢新浪的“群众”。

　　——而段永基在股东大会上的公开露面，似乎意味着围绕新浪控制权的博弈暂时告一段落，不过股东大会的平静，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胶着状态。

　　另一方面，新浪总裁汪延也曾对本报记者表示，新浪从未收到过盛大给出的关于双方合作的书面计划，这又回到另一问题，尽管陈天桥明确地表示过要改变新浪，但盛大的IPTV，或者说“娱乐PC计划”到底能给新浪带来什么？——这也许是影响到陈天桥“新浪之路”的另一重要因素。

　　“从目前看，还只是新浪无线业务可以在盛大用户群中发展。”J.P.MORGEN互联网分析师韦迪如是说。而对盛大CFO李曙君则表示，“娱乐PC会牢牢掌控住互联网用户，帮助新浪发展。”

　　而新浪在CEO汪延亲自挂帅无线、搜索之后，新浪显然有关于自己发展的独立思路，而把更富资本运作经验的CFO曹国伟任命为总裁，而绝不仅仅是象他开玩笑所说的“见记者更容易了”，——对外界而言，汪延、曹国伟、林欣禾组成的将是分工明确，也更为坚固的三角结构，盛大再想有以往“偷袭珍珠港”的举动就很难成功。——性格坚韧固执的陈天桥，要想在新浪之路上再前进一步，除了要具备更高超的技巧之外，必须拿出更有吸引力、也更明晰的计划书出来，才是关键。

　　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天桥得先修栈道，才有可能渡陈仓。（李宽宽）

“杨致远在中国是赌徒心态”

李扬 孙琎 每日经济新闻  [2005-9-29 0:35]

 

我接手的是一盘散沙，啃的都是硬骨头。这两年来，就靠3721挣的钱养活了雅虎中国的全部业务，包括新业务。2004年雅虎中国历史上盈利最好，但2005年的利润指标、收入指标全都DOUBLE了，还是没有给我钱。

　　昨晚，原雅虎中国总裁周鸿祎在沪上约见媒体，打破了对雅虎中国前后两次并购内幕的沉默。

　　在周鸿祎看来，一切都源于雅虎中国的本土化路径，源于地区公司总裁与总部决策层的不同路径选择。而这些似乎是场口水仗，但真相正因这些事实间的矛盾才显得可贵。

　　《每日经济新闻》：你对雅虎中国的经营思路有何评价？

　　周鸿祎：杨致远在中国一直是赌徒的心态。2003年以前，他以为放几十个人，凭着雅虎的品牌，就能够在中国“平趟”，结果是被边缘化；2003年以后虽然收购了3721，但还是赌徒心理，希望收购了3721之后，在中国又能挣钱、又能样样做第一。

　　《每日经济新闻》：雅虎在中国的投入是多少？

　　周鸿祎：这两年来没有给我们一分钱额外投入，就靠3721挣的钱养活雅虎中国全部业务，包括新业务；对我们提出的考核指标全部是利润。苛刻的条件导致的情况是：我做一搜是为了雅虎，做1G邮箱是为了雅虎，门户招人也是为了雅虎中国，这都不可能一做就产生效益，做得越多、花钱越多，又会削弱利润，把我放在非常非常矛盾的局面。

　　而且，给我的人头也是限制的，2004年是350人，又做搜索又做3721又做邮箱，还做门户、无线，可能新浪、TOM做无线的都比这个多。所以我就自嘲，你看过《兄弟连》么？我就是伞兵，我被包围了。

　　《每日经济新闻》：你认为自己这一年多做得怎么样？

　　周鸿祎：我啃的都是硬骨头。在这种情况下，我在2004年实现了雅虎中国历史上没有实现过的目标，现金收入接近4000万美元，毛利接近1000万美元，同时把一搜和1G做起来了。邮箱扩容花了好几千万，市场基本上没花钱，我创造性地做了邮件联盟，所以2004年大家评价还不错。

　　《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呢？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

　　周鸿祎：2005年的利润指标、收入指标全都DOUBLE了，还是没有给我钱。为了一搜我们申请一千万美元的费用，从1月份申请，到6月份也没有批。

　　我带了一支能干的团队，被困住了，要弹药没弹药、要人力没人力，2005年仗已经打不下去了，百度要上市、Google要进来，微软还要发力，门户还在效仿，白白地浪费战机、陷于内耗，到了年中我去意已决。我现在觉得，像李彦宏那样坚持独立发展是正确的。

　　《每日经济新闻》：3721的收购结算情况如何？

　　周鸿祎：我们不干了，雅虎的第一感觉是非常高兴的。雅虎的律师们表示，只承认我们2004年的工作，少付了大概30％，只付了9000万美元吧；但是随后他们发现，没了这个能征善战的团队，雅虎中国又回到零了，中国市场根本接不下来，再去找人它也没有信心了。杨致远又像一个赌徒那样，发现在中国再像3721那样做，也不行了；这才去找马云、孙正义。他们很聪明，雅虎被将了一军。

　　《每日经济新闻》：在雅虎中国这一年多，你觉得自己不能继续下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周鸿祎：我们进入雅虎之后就成了他的雇员，进入了官僚体系，往上十几层啊，你这不就是基层吗？没办法跟他平等对话。我就跟以前的微软中国总经理一样的结局。你谈什么战略？你就是每个季度完成你的收入，一搜、1G全是我们自发做的，出于创业者的热情，先斩后奏。从两百多人发展到六百多人，用的全是3721的资源。

　　《每日经济新闻》：在你看来，杨致远在中国的策略成功吗？

　　周鸿祎：当时我跟杨致远说过，你今天想省一千万美元，你错过了时间、错过了这支团队，下面再做的话你省的每一分钱将会付出一百倍的代价。现在杨致远往外掏了十亿美元。如果他在2004年、2005年掏一千万美元，他现在需要这样吗？结果他错过了两年的时间，已经没有选择了，必须赌了。

　　当年为了省钱，放几十个人，在中国浪费了四五年时间；后来准备花1亿美元左右收3721，又想省收购的钱。省了钱可中国市场还是没戏。

　　《每日经济新闻》：那么现在这个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周鸿祎：我今年“五一”去美国与杨致远谈，提出辞职，这促使雅虎不得不加速寻找另一个合作伙伴。其实雅虎一直想靠收购一支本土团队来改进在中国的经营，雅虎的第一选择是新浪，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功。接下来还找过百度、金山，最后敲定了与阿里巴巴的合作。阿里巴巴一直渴望拥有搜索业务，也找过3721，因为搜索的流量和对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这是硬指标。而阿里巴巴这次通过交易，拥有了搜索这个最热的业务和概念，这对其以后的海外上市帮助会很大。

 

从做庄个股到炒做股指，技术水平如火纯青

 

先见策划 http://spaces.msn.com/members/foresight

 

近日股指大幅陡跌出乎市场所有参与者的预料，当然操控股指的私人机构除外。 虽然从法律公平角度鄙人反对这种任意拉抬股指和打压股指的操纵股市手段， 但是从市场实战的技术水平角度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操作股市水平越来越高。

 

虽然许多主要媒体对上星期股指突然大跌有很多事后分析，但是鄙人认为他们的分析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此发表一些个人愚见，虽然也有点事后诸葛的味道，但是希望对未来股市操作和管理有所启发。

 

我们知道这次股市从千点迅速拉起，一直上涨200点，完全是政策推动的原故。机构充分利用政府的政策乘势而为调动资金拉升股指来操作股市。 我们知道最近两年各种私人机构利用打压股市的手段，在股指期货中赚取了巨额资金。 中国各级政府为了改变股市下跌不止的局面，近两年出台了许多扶持股市利好的政策，今年初还密集出台了许多的重大利好政策，但是股市始终没有反应，下跌照旧，而且越演越烈。 显然中国的股市走向早已被少数机构所掌控，国有的基金和投资机构根本无所作为。

 

正当证监会和国资委某些官员庆贺股改初步成功时，正当中国所有的投资咨询机构和媒体大肆宣传股市将继续上涨，牛市已经到来，反弹是买进最好机会时，那些操盘机构就反其道而行之，突然抛盘出货套利，股指迅速下跌。 这种突发迅猛的打压手法没有遭到任何防范和抵抗，极其顺畅流利。

 

今天境内外的各种投资机构已经有了雄厚的实力，虽然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非常不理想，但是对这些机构而言资金的融通和调动已经非常的顺畅，几分钟之内调动几十亿，上百亿资金已经完全可以做到。 而这种内外结合的金融市场运作能力可以产生无法想象的威力。中国现有的官方金融投资机构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比，虽然我们的官方机构掌控着比他们大几十倍几百倍的资金。

 

现在的游资机构已经完全脱离了德隆这种原始座庄模式，通过操纵股指可以赚到两方面资金，既可以赚得股指期货的资金，还可以赚得个股操作的资金。 而且可以回避国内证卷市场的监管。因为股指期货的获利结算不在大陆进行。 中国目前证卷管理水平还是停留在十年前的水平，现在还是无法对上市企业的造假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查处。 因此要对这种没有固定地点和帐号的巨型游资进行监管根本不可能。

 

对这次抛盘打压股指的机构而言，无论股指上涨和下跌只有拉出足够的空间幅度，现在这点下跌空间是不够的。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何时再用什么手法拉出更大的幅度和空间。但是继续操纵股指的上涨和下降是一种必然。 除非我们的管理机构和官方投资机构具有超越他们的能力和水平。

 

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证卷市场不先加强和完善法制管理，而仅仅搞一些所谓的创新改革，那么永远不可能逃脱被国内外投机机构利用和操控的局面。

 

先见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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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ight89@yahoo.com.cn

2005年9月28日星期三

 

 

 

投资中国银行业祸兮福兮？

From http://chinaindex.dowjones.com, 

http://spaces.msn.com/members/foresight, 

坐在桌旁的基金经理闭著眼睛，一脸沮丧，不断地用手拍著额头。“他们究竟在

想什么？这是重蹈在拉丁美洲的覆辙。每个人都一时冲动地冲进去，然后再花上

十几年时间设法把自己刨出火坑。另外，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损失了大笔财富。

这次也不例外。”

这个场景地点是在纽约，在纽约中城东部数不胜数的对冲基金办公室中的一间。

时间是2005年6月中旬，话题是有关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宣布将以高达30亿

美元的价格购买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 9%的股权一事，此举

将成为中国历史上银行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金额最高的并购。可以想像，到

2007年，外资银行以及其他外资投资者有可能控制中国整个银行业超过六分之一

的股权。现在似乎只有对外国投资者在单一银行持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这一限

制有可能制约这一进程－－而这一限制有望在近期放宽。

不消说，突然降临的机会激发了各方各不相同的解读。正如许多海外银行自己在

声明中所说的，这是新世纪最有价值的投资机会之一：他们将得以进入一个拥有

4万亿美元资产的金融市场，而且这一市场正呈现两位数增长，毫无放缓迹象。中

国的人均收入只有1,500美元，消费者刚开始表现出对抵押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的极

大热情；想像一下，随著人均收入翻番再翻番，未来二十年中国将有多少富裕人

士出现在我们面前。

当然，在某些喜欢泼冷水的观察人士看来，这只是银行业一长串灾难性的荒唐念

头里最新的一个。这些批评人士指出，中国银行业的问题被国家提供的救助和富

有创造力的报表所掩盖。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大把大把的钱仍

被尽职的职员们投向垂死挣扎的国有企业，他们根本不考虑将来的偿付能力的问

题。一旦再次发生低迷，银行业将面临新一轮新增坏帐的困扰，外资巨头也将被

迫对这些毫无价值可言的投资进行冲销，金额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

那么事情到底是怎样的？是千载难逢的投资良机，还是危机四伏的一场灾难？事

实上，两者都不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既不是一触即爆的雷区，也不是令人垂涎的

金矿，它是一个中庸的投资选择。

一方面，中国金融体系显然并未濒临崩溃－－至少目前和不远的将来不会。大型

国有银行或许已经资不抵债，但由于国民储蓄率较高，且缺乏其他的金融投资选

择，因此银行的流动性一直很好。随著政府紧锣密鼓地剥离不良资产，同时向银

行领域注入新的资产，资不抵债已经不是问题；除中国农业银行(ABC)外，国有大

银行都已实现赢利，（我们不久应该也会看到对中国农业银行的救助和重组计划

。）

但如果新一轮不良资产再次充斥金融体系，这些银行会不会在未来几年内再度陷

入危机？一个简洁的回答是不会。人们普遍认为的中国银行业是大脑仍未进化的

恐龙的观点实际上只是个神话。瑞银(USB)在对中国银行业的最新研究中发现，过

去十年中银行环境已经迅速改观，监管环境、宏观经济环境日益改善，内部控制

质量和信贷质量也逐渐转好。但这并不意味著中国银行业目前的贷款决定都是完

全理智的。事实上，十年来大型银行一直没有改变的一点就是，它们仍然是百分

之百的国有控股，而这正是滋生很多老大难问题的土壤。不过，上述种种变化也

保证了新增不良贷款的数量将比以往得到更好的控制。

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也很难成为二十一世纪最耀眼的神话。一个简单的

事实是，中国──这个在其他众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里独树一帜的国家──的“

银行化”有些过头。只要看看数据即可一目了然：商业银行存款相当于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近200%，银行系统贷款相当于GDP的130%。这使中国几乎成为全球最大

的存款持有者；在全球各发达经济体中，只有台湾和香港的储蓄率更高，发达国

家的平均储蓄率更是低得很多。

这些庞大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实际上非常简单。二十年来中国大陆企业没有更多

的外部融资来源，大陆的家庭没有其他地方投资他们的存款。但这种状况可能会

迅速转变。随著中国尚处萌芽阶段的股市、债市以及地产市场逐渐成熟，我们预

计中国企业将逐渐降低对借贷的依赖，中国的存款人将逐渐实现投资渠道多样化

。因此，个人银行将成为充满希望的增长领域，而与此同时，企业贷款则不会出

现这种局面。我们并不是说银行系统根本不会继续增长，而只是说它的增长速度

将远远慢于GDP的增速。

而且，在增长过程中，中国银行业的利润离令人振奋还差得很远。去年，全球银

行机构的整体资产回报率为1.2%，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0.4%。股本收益率基本接

近（全球总体水平为11%，中国为16%），但这只是因为大陆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较

低。当然，中国银行将逐渐学会从中间业务上寻求利润增长，但不要忘记，一般

贷款业务的利润率目前是被人为抬高的，因为国家在控制著存款利率。一旦控制

放宽（可能不久即将实现），存款利率将上扬，从而对利润率进一步造成压力。

中国大型银行实现利润率大幅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大大削减成本，而这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恐怕还难以实现。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即便将我们从乐观的预期拉回现实之中，我们的结论仍

是：投资中国银行业将成为双赢之举。中国将因外资的介入而受益，而外国投资

者也将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收获利润。

中国的收获显而易见。政府为了银行业什么都做了，除了让它私有化。只要高级

管理层仍由坚定执行上级政策的公务员组成，银行就永远无法彻底实现市场化。

中国要进行金融体系改革就必须在经营中摆脱政府的控制。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转向海外投资者，中国过去5年来在其他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中推

行改革时正是采取了这种做法。中国现在采用的是一种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中

石油(PetroChina)模式”的做法。在这种模式中，向海外投资者出售股权的目的

决不是为了获取资金；事实上，大型国有企业在上市时已经有很充足的现金，今

天大型国有银行同样也拥有大量重组资金。

的确，政府发现海外投资者可以为企业改革提供“一站式服务”。全球化的管理

咨询、人力资源公司以及投资银行可以很好地把握重组进程、不良资产评估及剥

离、退休金义务划分、审计及政府职能重新定义等多个环节。在多数情况下，最

终将产生更加管理有方、盈利能力更强、透明度更高的企业，这才是中国目前出

售大型银行股权的真正目的所在。

海外投资者得到了什么？我们已经表示，中国金融系统的过度银行化将使其不会

实现世界一流的增长，但这也正是海外银行斥巨资寻求并购和重组战略而不是另

辟新领地的原因所在。而且，有意思的是，凭藉全国范围内众多分支网点以及广

阔的客户基础，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理应有能力在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等具有高

增长机会的银行领域参与竞争。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海外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投资仍将有可观回报，

只要他们不支付过高的价格──最后我们终于谈到价格问题了。市场信息显示，

目前中国银行(BOC)、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工商银行(ICBC)的交易的股价与帐

面价值比平均在1.2倍左右，远低于大型跨国银行1.9倍的比率，而小型且成长性极

好的银行超过了2倍。换句话说，海外投资者似乎并没有盲目乐观；他们支付的差

不多正是稳定、低增长、低利润率的业务所应期待的出价。如果这一切都说到做

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淘金热”决不会留下一座荒无人烟、满目疮痍的

“鬼城”。

（编者按：本文摘自《远东经济评论》九月号；作者Jonathan Anderson是瑞士银

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中国正加紧对国内燃料资源进行大规模投资，以降低在“煤变气”和“煤变油”方面对进口技术日益上升的依赖程度。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高企使得中国对煤炭液化（CTL）技术的兴趣日益浓厚，中国传统“黑色黄金”的储量丰富，但相对而言其他燃料储量却不断下降。

中国政府规划机构已在考虑一些规模至少为240亿美元（合136亿英镑）的大型煤炭液化项目计划，并且已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其他煤炭资源丰富的省份建立试点工厂。

“如果所有项目顺利推进的话，相当于每天可以替代100万桶石油。”一位驻北京的能源顾问吉姆•布洛克（Jim Brock）表示。目前中国的日消耗量约为700万桶。

“煤变气”和“煤变油”技术是德国人于20世纪20年代时发明的，在二战期间用以为军队提供能源供应。更近一些时候，20世纪80年代南非政府因种族隔离制度面临制裁时，对该项技术进行了改良。

中国国内长期使用煤炭液化技术，在一些长期难以获得或无力支付石油和天然气的领域配置了8，000至9，000个原油气化器，用于从化肥到化学产品的多个制造领域。

建立大型CTL工厂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主张，是压注于油价将会保持在每桶35至40美元以上的豪赌，而许多政府官员及业内管理人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正日渐下降。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即将批准一些重大项目。”总部位于圣路易斯的美国皮伯第能源公司(Peabody)执行副总裁理查德•怀丁（Richard Whiting）表示，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公司，刚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中国最大的国有煤炭企业神华(Shenhua)已宣布，计划从单一的矿业公司转型为电力、石油、化学产品及甲醇生产商。

“今后，煤炭将是石油和天然气的最佳替代品。”神华CTL项目主管任相坤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表示。

任相坤说，在2020年之前，神华计划年产3000万吨煤液化油产品和煤化学产品。目前中国原油年产量为1.8亿吨。

南非利用煤炭生产的柴油中，绝大部分为Sasol公司生产，该公司有意与当地合作伙伴在中国宁夏和陕西建立两家工厂，计划日产量为8万桶，目前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该公司相信，政府支持能够确保CTL项目在中国的成功，特别是在那些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它们试图利用燃料生产来刺激经济增长。

Sasol集团的发言人约翰•冯•里德（Johann Van Rheede）说，中国很适合发展煤炭液化业，一个特别的原因在于，该国实施的是中央计划经济。

他认为，位于中国中西部的宁夏自治区和陕西省可能都希望通过煤炭液化项目来刺激工业增长。

但是，在建厂之前Sasol需要跨越一些障碍，比如，它希望在所有项目中拥有至多50%的股权，而不是仅仅提供宝贵的技术诀窍。在与中国西部神华集团和宁夏煤矿集团(Ningxia Coal)的一个合作项目中，英荷石油及天然气集团壳牌公司(Shell)也在研究如何利用公司技术将煤炭转化为人造天然气，并进而进行液化处理。

在利用外国专门技术的同时，中国的公司和研究实验室也在开发自己的煤炭液化技术。

拥有海外上市公司兖州煤业(Yanzhou Coal)的兖矿集团(Yankuang Group)刚刚在山东省开办了一个煤炭气化工厂，生产乙酸和其他液体产品。

“这不仅比进口设备便宜很多，在一些关键参数上也比国外设备运行得更为有效。”该公司发言人贾鹏（音译）表示。

中国中央政府对待煤炭液化技术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在其他战略性工业领域的办事哲学，那就是最大程度地依靠自己。尽管石油进口费用不断上升，很多新闻报道也随之而来，但与其它亚洲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仍然是一个能源丰富的国家。

日本和韩国95%以上的能源需求通过进口来满足。相比之下，按照官方的估计，中国只有6%的能源依赖于进口；而据布洛克计算，这一比例为13%。

由于政府希望保持这种依靠自己的状况，加速了对当地煤炭资源最大限度的使用，特别是对煤炭液化工厂的需求。预计无论如何，到2020年中国60%的能源要靠这些来提供。

现在，中国77%的电力需求依靠国内煤炭。到2030年，这个数字仍将维持在约60%至70%。

近来华盛顿反对中国大型国有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对美国能源公司优尼科(Unocal)的竞购，这刺痛了中国政府，也使之更加坚信了依靠自己的信念。

瑞银(UBS)驻香港分析师张化桥(Joe Zhang)一直对大型煤炭液化项目的生存能力及其背后的政治意愿心存疑虑，但他表示，居高不下的油价已改变了他的看法。

他说：“我想政府也许已别无选择，只能认真看待这个问题。”

 

《世界商业评论》：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

目前在我国风险投资已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热点，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与此同时舆论传媒、企业、政府等都开始对风险投资这样一个新型投资品种给予高度的重视。如果从中国风险投资实证的角度看，从事风险投资行业，首先要了解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现在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有多少人认识并了解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又有多少理论、舆论、政策来支持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在其中确有许多值得作出理性思考的东西。我们是专职从事风险投资的公司，有必要首先了解并竭力支持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如何在我们目前从事的风险投资行业中自觉遵守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就这个问题，我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很多人经常问我，你们是怎样在中国从事风险投资的？其实在中国搞风险投资，是简单和复杂的综合。所谓简单就是只要按游戏规则办就可以有国际语言。风险投资既然是一种国际通行的金融性投资品种，它必然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离开这个游戏规则，就同时失去了运作主体之间最基本的合作与对话的基础。因此只有在这个规则内对话，才有国际通行的语言，才有可能找到在这个行业运行、运作的共同点。所谓复杂，就是如何将国际通行的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在中国的现行条件下得到应用，毕竟目前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中国是发展国家，有其自己的特色和国情。如何把国际通行的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形成能够反映中国特点的游戏规则和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模式，显然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1、风险投资首先是一种直接投资行为 

　　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首先表现为一种直接投资的行为，现在很多人把“担保公司”也认为是风险投资，实际上是把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外延了。因为为别人做无论是信用担保还是资产担保，它在财务记录上都是“或有负债”，既然是负债，就不是投资。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直接投资，追求的是高风险和高收益，而与高风险、高收益同在的是由风险资本作为权益性直接投资所支持的处于高成长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一旦风险资本所追逐的这一投资对象从种子期、成长期进入成熟期，与高风险相伴随的高收益便随之转化为常规收益。这时风险资本便开始考虑依托于资本市场、实现蜕资，将其接力棒交给追求常规收益的新的投资者。因此，风险投资的特征是直接投资于技术创新和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不同阶段，然后以资本接力赛的方式实施阶段性投资，最后以资本退出方式实现资本利得，从而完成风险投资资本的一个循环。

       由于风险投资的进入是根据技术创新不同阶段的需求而投入的，由此也就有了风险投资中不同投资方式的组合结构。最主要的投资策略表现为：一是投资于正在成长和扩张型的企业；二是投资于种子型企业，国外也把其称之谓“天使”基金。而这两种投资策略都是具体的直接投资行为。

       由于风险投资充分体现了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并在直接投资后要为后面的资本利得、资本增值和资本兑现奠定基础，因此对投资项目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由此也就构成了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首先表现为直接投资这一基本立足点。

2、风险投资充分体现了专家理财的职业化特点

       从事风险投资业，如果不是一批职业的专家在操作，那么这种投资行为就不能冠以风险投资。因为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之一就是专家理财、职业化投资。风险投资行业自身的投资风险要求职业化投资，以规避风险和锁定风险。所有才有“从事风险投资的人首先要懂得规避风险和锁定风险”的行业语言。职业投资人的特点是既理性，又冒险。离开了理性就是一个赌徒；离开了冒险，就不是风险投资家。由于风险投资自身投资的特点，要求职业投资者必须是复合型的专家理财。因为只有复合型的专家理财才能管好风险投资。在中国目前大批可供选择的复合型专家的情况下，作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对已有的队伍抓紧培训，通过学科互补的方式先组合出复合型专家小组。以此为基础开展风险投资，并靠这个平台逐渐培养复合型专家人才。那么在依靠专家理财、学科互补的结构上从事风险投资，就必然会逐渐形成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或公司自身的投资特点。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去突出专家理财的特点和决定成自己投资品种的取向。越来越多的实践告诉我们，随着加入WTO趋势进程的加速，要想尽快和国际风险投资行业接轨，发展中国的风险投资业，以风险投资行业通行的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尽快培育和锻炼一批职业化、复合型的人才队伍是当务之急。治世治本唯在得人。专家理财、高水平的复合型专家理财，是决定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或公司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3、风险投资不表现为一定要控股式投资

       现代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已发展为不刻意强调控股，而是追求组合投资，以此来分散风险。风险投资的投资标准之一是看企业领导的群体素质。她在很大权重上决定了投资的决策。如果一旦决定进行投资，显然已视对方为合作伙伴，已充分信任对方的业务能力，既然如此，就不必刻意强调通过控股的手段来实现控制的目的。在实践中风险投资作为阶段性投资不强调控股，可以在很大层面上符合中国一批科技企业家的内在要求，继而使投资合作的谈判简化容易，大大降低谈判的交易成本。当然强调阶段性投资，处置不好容易被理解为是短期投资。如何规避这种认识，使双方强化合作，增强理解，达到双赢，显然要做大量的工作。从追求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角度看，分散风险意味着不是独家投资，而常常是组合投资。国外的风险投资行业把这种投资行为逐渐规范为“领投”和“跟投”两种方式。即有一个在这个行业投资的佼佼者同意对某项目投资的话，别的风险投资基金会跟着投资。由此达到分散风险、共同受益的目的。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领投的风险投资基金或公司，她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和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她的这种无形资产的含金量是很高的。我们要努力去做这样的“领头羊”。

       风险投资的现代规则不靠控股这样一个手段来管理企业，当然这不意味着投资者将放弃管理。作为职业投资家，他对企业的管理是靠制度创新、派出董事和为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等手段进行中观层面的宏观调控。所以这种特殊的投资理念与运行作为就要求合作的双方或几方从合作的一开始就要加强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屏蔽，从而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加快和提高合作的速度及质量。参加这个游戏的所有人都必须明确，只有靠真诚的合作态度才能使双方达到双赢。

       风险投资中观层面的调控管理与被投资企业自身负责的微观经营管理形成层面上的区分与衔接。正因为分工不同，企业人财物、产供销、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等等这些都是企业自己的事。风险投资的中观管理主要是对资源的管理，它不仅给企业带来货币资本，而且要带给企业组织制度创新、新的市场份额、新的投资理念、新的组织管理模式以及政策资源等一系列增值服务和社会资源。同时与企业通过签定一系列契约性合作协议，以保证双方合作的法律约定。如“投资协议”、“经营管理协议”、“保密和不竞争协议”以及“财务管理协定”等等。从风险投资家的角度考虑，当决定与所投资企业合作时，主要是看中企业潜在的高增长能力，因此要和企业签定一系列包括保密和不竞争协定在内的一系列法律约定。否则，风险投资花巨资扶持了一个企业，而这个企业将来会成为风险投资家在商业活动中的竞争对手，显然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这样做，它本身也违背了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规则。

4、风险投资是阶段性投资

       作为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首先考虑的不是靠分红作为主要手段使公司资本增值，分红不是风险投资家经营运作追求的目标，而是着眼于超常规的股权投资的收益。由此使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中对资本变现的通道有特殊的要求。资本的倍增效益和退出通道取决于对企业资源整合的质量。在这一点上，不一定所有的被投资企业都能上市，但都要设法退出。这时，股本增值的边界条件就是资源整合到最佳。资本变现的前提和条件绝不仅仅是说你投资了，就一定能实现资本增值，没有这么简单的1+1=2的逻辑。而是必须着眼于资本升值的整个链条，要考虑如何通过为被投资企业提供除货币以外其它的增值服务，使市场份额的拓展和企业的迅速成长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整个企业的总体水准和综合效益，才可能实现资本增值，才有可能实现增值后退出。正因为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阶段性投资，退出便成为结束阶段性投资的重要手段；正因为是杠杆性投资，所以为使资本有机放大就必须增值退出后再投资，以发挥投机的杠杆作用。这种资本推出机制的特殊要求原本是风险投资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有时也为人谈以为退出机制就是上市。所以有很多观点认为退出机制就是创业板市场或叫二板市场。认为有了二板市场，风险投资就一定会快速发展。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容是对的，但它并不全面，特别是退出机制并不仅仅是上市，它也一定包括产权交易在内的各种要素市场的组织。交易方式也有私幕、柜台交易、网上交易、场外交易等各种方式。目前在中国正在发展中的资本市场中，主要表现为：一是通过在A股证券市场上市；二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倾斜，申请在高科技企业板块上市；三是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四是与其他公司捆绑在一起上市，包括和风险投资公司一起申请上市；五是出售给已经上市的公司；六是出售给其它包括境外的投资基金；七是被投资企业管理层回购等等。职业的风险投资家是替别人理财，把别人的钱聚合到一起进行资本管理，进行资本放大和投资组合，以最大限度地借助于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锁定和控制风险。并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在一个投资循环完成后，继续进行下一轮的投资，以此滚动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来放大资本效应。除此以外也正在酝酿包括用互联网方式交易主体上网，在网上市场的流通中不断体现自己的价值。继而再把中介服务组织，如结算公司、履约担保、会计、财务审计、律师、估值师等组织到网上来，使网上交易成为可能。从以上几种不同的退出机制可以看出，虽然创业板是资本变现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但并不意味着有了创业板风险投资就可以蓬勃发展。风险投资的资本退出取决于整个资本市场变现体系的建立，在这个体系没有建立以前，通过网上交易也不失为一个创新的思路。

5、风险投资是集社会资本的投资理财工具

       风险投资游戏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社会资本或民间资本为主。所以只有大规模吸引游资和境外资金不断进入，才能真正形成风险投资的规模和态势。资金集合一般有几种表现方式：一是信托方式，这是典型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方式，二是委托方式，三是公益形态，四是资金形态。不管哪一种形态，只有通过资本的不断放大，才能形成高效益的规模化。由此风险投资特别强调资本的来源是民间资本，是社会游资而非政府资本。如果一个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在管理第一个基金后不能继续放大管理职能，扩大管理更多的基金时；如果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在获得第一步资本后不能把资本变现或放大，不能获得更多的民间资本的倾斜或跟进时；不管是这个风险投资管理公司还是这个风险投资基金，它的生命力都是有限的。

6、风险投资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

       风险投资由于大量行为是契约式方式，所以对经营环境中法律法规有强烈的需求。什么是风险投资迫切需要的法律规定？我想主要是风险投资一是靠人来投资的。人是第一位的，如何使从事风险投资事业的“金领”阶层的专家能全心全意为基金理财，不仅仅是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风险投资行业的形成和发展。在国外从事风险投资的都是金领阶层，就是说他能给资本家带来倍增效益。风险投资从法律角度来讲，对机制特别是对体制的要求极为严格。西方基本上都是普通合伙人(“金领”阶层)和有限合伙人(出资人)入股的合伙制。普通合伙人是要负无限责任，对项目投资失败了是要倾家荡产的，而有限合伙人只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正是由于这种体制的规定，才导致了风险投资家本身有责任、也有权利、更有法律的约定，必须把风险投资的事做好。第二点是中国今天的风险投资是不完全的风险投资，这是与其法律规定相关的。不完全的风险投资表现为在注册时是实收资本金注册制，而国外风险投资实行承诺制是根据风险投资当初的约定对某个项目承诺投资多少，如果到了决定投资时才投出相应的资金。这种法律对基金管理人压力较小，因为未投资前资金并未在他手里，资本金的增值是原股东的事，基金管理者没有额外的压力，由此使他对项目的阶段性投资管理可以按专业化的方式运作。但按足额资本金制度，使得经理人在项目未选好以前必须承担已到位的资金的压力，必须进行双重出击既加大了选择项目的难度，又增加了未投出资金的风险。第三点是在税收上，国外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十分明确。向投资风险投资行业的人倾斜，用政策引导大家认识并了解风险投资必须追求规模化，必须让他形成相应的群体行为。要想使之规模化，形成群体行为，一个最大动因就是在税收这样的敏感政策上有倾斜性，靠对个人所得的免税政策来吸引更的多人愿意把钱拿到风险投资领域来，即使投资失败了，还有税收减免来弥补损失。但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却抑制了吸引很多闲散资金包括境外资金进入风险投资行业。可见我们国家在风险投资严格的游戏规则约定下，如何使我们的法律体系尽快的与风险投资自身的游戏规则和规律相结合，显然是需要政府做出制度上的安排。第四点是在契约的履约和监控上，更使风险投资的游戏规则对法律要求极其严格，大量的投资行为表现为契约化的方式更要求法律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强迫契约双方必须按规定履约。法律惩罚那些不履约的法人或自然人保护那些投资的权益人。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来看，信用失灵、信息不对称和内部人控制等畸形经济人行为，以及法律对其惩罚的滞后性，并不适合风险投资在中国快速规模化发展。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希望透过更多的渠道使政府能够认识到如何真正通过风险投资游戏规则的特点来系统设定中国风险投资相应的法律规定。只有当完善的法律规定真正开始履行职责时，才能使技术创新者皆大欢喜，高新技术企业皆大欢喜，风险投资人皆大欢喜。

 

跳出式广告可能摧毁网站的信用和广告主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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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记得中国几大门户网站信誓旦旦向媒体宣布将取消令人生厌的网站主页面跳出式广告，但是今天这种严重妨碍人们阅读的强迫性跳出性广告，在几大门户网站不但没有消失而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跳出停留的时间更加延长。

 

企业在网站投放广告是希望访问网站的人们去点击阅读广告企业的内容，然而当人们讨厌这种强迫性跳出性广告，还有谁会愿意去阅读广告企业的内容？只能引起人们对广告厌烦，从而也会对广告企业产生不良印象。 广告企业不但得不到发布广告效果，还会严重影响到企业品牌。

 

同时对网站自身而言，人们访问网站是为了阅读网站内容。 跳出式广告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内容的阅读，这样人们就会选择离开该网站，到其他没有这种广告的专业网站去阅读。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门户网站的专业版面内容已经出现落后其他专业网站现象，从专业版面访问人数和针对性而言，门户网已经没有任何优势。 因此如果门户还要采用跳出式广告，结果是赶走老客户，为其他专业网站提供了争取客户的机会。

 

网站广告的发布方式有许多， 为什么中国的门户网站单单对令人生厌的跳出式广告情有独钟？ 希望中国的门户网站能够迅速取消这种广告形式，创造更新更优的广告形式。

 

我们先见策划非常愿意提供策划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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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2日

 

寻找中国企业的三大"死穴"

2005年09月20日 09:36

屈成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式管理”这一概念也越来越热。     9月18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国际管理咨询协会理事会联合主办的世界管理论坛暨第四届中国管理咨询高峰会已进入第二天。在“‘点穴’中国式管理”分论坛上，众多管理专家与企业人士踊跃发言，希望找出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瓶颈及其症结所在，然后再来对症“点穴”、“下药”。     盲目做大是“短视”行为     国际投资机构IDG创业投资基金的一位与会者表示：“作为投资者，我们最关心的是所投资的企业能否提出自己的规划，拥有健康的未来。为什么眼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在说‘我要做大’？经验告诉我们，很多企业就是因为做大才做死的。”     面对这一质疑，新天国际副总裁金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部分中国企业的“短视”所致，而造成“短视”的“死穴”则在于有待完善的中国企业评估体系。     “对中国企业来说，目前成长的最大烦恼来自评估体系。对于某个企业，许多评估体系给出的答案通常一边倒，要么将它吹上天，要么将其贬得一无是处，这很不利于企业的健康成长。”     金炜介绍说，目前对企业的评估主要分三个方面：财务、品牌和团队。事实上，利润率并不是衡量企业财务状况的唯一指标，强大的品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出色的团队和法人治理结构更非一朝一夕所能建成。     “中国的企业家们往往为评估、规模所累，‘短视’成了中国企业的通病。企业一旦将目标锁定行业龙头，就很容易走进一条死胡同，难以再走出来。”金炜一针见血地说。     丧失方向是通病     和君创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明夫紧接着抛出一枚“重磅炸弹”：中国企业本身的问题还在其次，更严峻是，中国产业结构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阶段———这也是中国企业的“死穴”之一。     “中国企业界目前有个非常明显的悖论：产业总量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却每况愈下。无论手机、电脑还是房地产、咨询业，都是如此。如果产业结构得不到调整，中国企业的前景就不容乐观。”     王明夫举例说，“不同的化学物品，元素相同、结构不一，质量会大相径庭———碳元素的组合既可能是石墨，也可能是金刚石。”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陷入恶性竞争，多数产业处于无序状态，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问题严重，甚至造成整个行业末落。“现在咨询业就已陷入类似窘况。有个笑话说，如果两个MBA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去合伙开咨询公司吧！一个做董事长，一个当总经理。”王明夫认为，如果无法解决整个产业结构问题，单纯谈企业管理毫无意义。     从单个企业的管理来看，中国企业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经常会有公司提出这样的口号：以制造业为核心，房地产和酒店为两翼，服务业和高科技为重点，整体协调发展。王明夫认为，这种企业连内部资源配置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急于找咨询公司帮助其解决品牌、营销、人力等问题，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折腾”至死。     “不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就盲目进入各个行业，陷入低水平竞争，这是众多中国企业的通病。”     国际化，准备好了吗？     具有多年外企工作经历的张仲文现任松下电器(中国)副董事长，他为中国企业对国际化的迫切愿望感到担忧：走出去之前，中国企业准备好了吗？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战略很值得人们学习，可惜的是，没有几家中国企业认真研究过他们的经验。现代企业的管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及文化管理，国际化属于第三阶段，但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充其量只处在第二阶段。”     对此，张仲文以松下为例作了详细分析。几天前，松下中国刚刚开完今年的人力资源高峰会，主题是一以贯之的本土化。张仲文认为，跨国公司在用人方面的做法就很值得中国企业学习；另一方面，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吸引本土以及国际化的人才，对中国企业来说仍是个很大的考验。     其次，在内部管理机制上，中国企业离国际水准还有一定距离。譬如在日本松下总部，每天晚上6点到8点，都可以看到中国区的产品销售报表，从而实现供应链管理的高效。     另外，松下工厂已实现废弃物零排放，车间废弃的包装盒可以全部就地改造，重新分类加工，并用于其他用途。这些并不复杂的措施大大降低了松下的内部成本，他们同时正把这些经验、文化成功移植到中国。     可是，回头来看中国企业，他们能否同样把自身经验、文化移植到新的市场上呢？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未来这的确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所在。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雅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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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雅虎和阿里巴巴的互相收购以后，雅虎中国人员调整已经初步完成。 由于马云采用了有效的收买人心战略---离职人员可观补贴，雅虎中国原有大部分人员基本留任，其中还有许多重要搜索人才。

 

雅虎中国如此快速实现人员调整是一件好事。因为自从Google正式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和雅虎阿里巴巴收购合并以后，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 原先领先的网络企业正在启动新的进攻战略，新进入的企业也雄心勃勃要抢夺老牌企业的市场。其中市场搏杀最为激烈的将发生在搜索引擎市场、门户网络市场、即时通讯市场和电子商务市场。 Google, MSN, Ebay, Amazon, Yahoo等等几乎全球所有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和投资机构都加大了中国市场的争夺。 中国本土领先的网络企业更是纷纷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

 

有报道说在这次西湖论坛上马云谦虚承认自己不懂门户网运做， 因此雅虎中国需要靠原来的人才团队来运做。 然而雅虎中国门户原来的运做基本是失败的，最近两年雅虎中国主要靠3721搜索引擎在支撑。  当然过去雅虎中国门户的失败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雅虎中国没有决策权力。 那么现在雅虎中国的决策权完全归中国管理层所有，雅虎中国能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具有优势竞争力的局面呢？

 

虽然雅虎阿里收购合并新闻炒做的轰轰烈烈、震动全球和风光无限，然而今天面对的挑战更加残酷。

 

首先搜索引擎面对Google, Baidu的强势攻击，还有像中搜这样许多中小搜索企业的崛起，雅虎的3721和一搜如何应对？ 由于雅虎中国企业管理机构的调整，3721和一搜已经失去了几个月的市场分额，如何后来居上？

另外雅虎的搜索如何与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结合都是重大考验。

 

第二雅虎中国门户发展方向在哪里？ 是学习新浪重点发展新闻报道？ 还是学习搜狐求大求全？

雅虎中国有过自己的优势特色，如雅虎邮箱目前还是排名中国首位，雅虎通从技术上来所也是相当不错的，刚刚推出时也抢多了巨大的用户市场，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却输给了MSN中国？ 至今雅虎中国始终有许多优势，如人流量全国最大，页面打开最迅速，页面设计简单明了等等。 还有雅虎网络是全球覆盖最广的信息网络。因此如何保持和强化自己的特色，开创雅虎中国独特风格和优势的内容和服务？ 这是雅虎中国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中国互联网市场已经进入了优胜劣汰的阶段，这种优胜劣汰对所有大型老牌网络企业都是一种挑战和危险。市场不会给任何网络企业再走一次弯路的时间。  我们可以断言最近两年一定会淘汰几家大型老牌门户网站。 每一家门户网站只有一次机会，只有一个战略发展重心。

 

希望雅虎中国能够抓住机会重新崛起，成为中国领先的门户网站。

 

我们先见策划非常愿意为雅虎中国提供有效的创新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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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1日

 

美欧研究用象草作为替代能源 防止全球变暖

www.xinhuanet.com  2005.9.13

新华网纽约９月１１日专电 据此间媒体日前报道，今后１０年内，北美和欧洲国家可能会开始大量种植一种名为象草的植物，作为燃料发电，并有望替代煤炭和石油。

    象草因大象爱吃而得名，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较快，植株可高达４米以上，可燃性强。试验表明，这种植物能在大部分耕地上生长，不需施加肥料，也不受病虫害困扰，收获后的干草能利用现有技术轻易制成燃料用于电厂发电。据统计，种植１公顷的象草，将它加工后所产生的能量可替代３６桶石油，收入高达２１６０美元，农民种草将有利可图。

    象草生长时会大量吸收二氧化碳，燃烧时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又会被附近的象草吸收，因此利用这种能源植物替代煤炭，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京都议定书》提出的防止全球变暖的目标尽快实现。

    美国伊利诺伊州对这种能源草的最新试验表明，如果全美使用１０％的耕地种植象草，每公顷至少收获６０吨干草，可供应整个美国５０％的电能需求。

    据报道，欧洲人也在开展对这种能源草的研究，但对其期望值没有美国人高。爱尔兰都柏林草地和环境研究所专家布朗表示，如果欧洲能在１０％的合适土地上种植象草，将能供应其所需电能的９％。（完）（记者范小林）

 

给腾讯QQ网的战略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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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带有企鹅标记的QQ聊天工具是腾讯创业成功的法宝。 今天QQ已经成为中国网民最受欢迎的聊天工具。 据许多专业分析机构报道：使用QQ聊天工具的网民已经超过1亿。当然这种分析太过夸张，因为大部分网民拥有几个QQ号码，因此QQ网民数有很大的重复和重叠，但是有理由相信QQ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超过了1亿。这是腾讯QQ生存发展独一无二的制胜法宝。

 

然而今天QQ这个法宝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围攻和挑战，MSN聊天工具已经抢走了无数年轻白领，雅虎通、网易泡泡、新浪UC、Skype,还有许许多多网站自己开发的即时通讯工具天天在争抢QQ的市场分额。 因此如果QQ不能突围和创新，将危机生存的基础。因为QQ即时通讯工具是腾讯发展的根本基础，而其他网站只是一种凝聚人起的补充手段。

 

一个小小QQ聊天工具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规模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不仅普通人没有想到，连全球风险投资机构也看走了眼。 今天很少有人注意到一点，也是腾讯为中国互联网创造的巨大贡献， 那就是---腾讯QQ是中国目前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中唯一一家靠自己的能力包括资金，从零开始打造出一个辉煌产业，而不是靠风险投资扶持成功的。 因此腾讯走过了其他网络企业没有的艰难历程。 在创业初期腾讯为了生存差一点卖掉，但是最后还勇敢的挺了过。

 

从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成就辉煌事业，这是腾讯QQ给所有从事互联网产业人们开创的最大贡献。QQ成功告诉我们只要你有足够的专业特长和毅力，一定可以成就自己的梦想。

 

腾讯QQ还为中国网站创造一个全新的赢利手段，那就是创造Q币。腾讯成功创造了Q币可以与人民币进行有价交换，从而为腾讯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但是非常奇怪的一点，也是值得其他网站深入研究的是：中国大多数网站要模仿腾讯Q币的收费模式都失败了。为什么？

 

最近腾讯推出一个全新的拍卖网叫“拍拍网”，名称不错。作为新的业务发展思路也不错。 将QQ与拍卖结合起来理论上讲有很多机会。但是从推出的网站设计看与淘宝和易趣网几乎完全相同，可能支付方式有所不同。 如果以这种模仿的手段去竞争，胜算非常小。

 

其实QQ这几年已经做了很多在QQ聊天平台基础上的业务延伸，虽然没有派生出大规模的产业，但是各个延伸的业务收入还是非常不错，因此QQ的业绩和现金收入一直不错。但是由于今天即时通讯的市场竞争局面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有可能危机QQ的命脉。因此腾讯的如何在QQ基础上突破和变革势在必行。

 

腾讯提出打造中国最大生活娱乐平台，这个定位我们非常赞同，非常正确。 腾讯不能模仿其他门户网站搞多而杂的内容。  我们的建议腾讯应该从自己QQ特色出发，从自己的用户需求出发，从内容上、形式上和服务上三方面进行彻底的深化和改造。 腾讯目前仍然保持着用户数量多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正在天天衰落。 因此我们建议腾讯已经从战略上进行大胆创新和突破。

 

一、QQ即时通讯工具内容和服务的创新。

最近几年全球的即时通讯工具几乎都都在模仿和追赶QQ的技术，QQ是从技术起家的，应该可以不断创造新的技术优势。

另外仅有技术的优势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技术是非常容易模仿的，因此还需要不断创造在技术平台上的服务特色和优势。  这是我们先见策划的优势，我们可以提供许多服务特色战略。

 

二、开创全新的QQ生活和娱乐的门户平台。

这个全新的生活和娱乐门户平台必须从内容上、设计形式上和服务特色上三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  我们先见策划可以从未来市场需求的角度提供全方位的战略策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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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19日星期一

 

 

 

 

明月照天下

 

望明月圆满闪亮，

思故乡亲切温暖，

看世界风云复杂，

愿天下和平美满。

 

中秋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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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岁岁有中秋，

今年中秋略不同，

月饼包装成热点，

食品质量让人忧，

自古中秋为团圆，

亲情真情是根本，

值此佳节诚祝愿，

天下网民共圆满。

 

 

先见策划

2005年9月16日

 

周锡冰：谁误导了中国本土化管理

摘自： 中国管理传播网

优秀是伟大的敌人。这正是世界上伟大的东西这么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种新的管理理念的成功实施，最重要的是经理人思想观念上的转变。现在有一种流行已久的误区是,企业往往认为只要简单地运用某种管理软件，先进的管理理念就会大功告成，这或许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副作用。市场和企业不同，它没有文化和领导，也没有感情，更不会像企业一样经历绝望、沮丧、否定和希望的层层冲击。不会留下回忆，也没有懊悔，不存在思维模式。产品地位的削弱、客户渠道冲突或是收益稀释，对于它来说都无关紧要。新的企业建立起来，旧的企业在收购的大潮下隐退，而市场只是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 如何适应快速多变的外部决策环境，强化企业的核心能力，以保持竞争优势，是企业决策者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包括许多大企业尝试重新设计它们的组织，以获取小规模组织的弹性，并同时保持大公司的规模经济。于是，组织出现了扁平化趋势。 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发展并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条文去执行，因为通向伟大公司的惟一道路就是删繁就简和勤奋工作。在从优秀公司到伟大公司的转变过程中，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时刻”。成功的惟一道路只是清晰的思路、坚定的行动，而不是所谓的灵感；成功需要我们每个人排除一切干扰，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全力以赴去实现目标。 员工激励不是简单的慰劳和加薪，而是企业老板尊重和关心员工，这才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可行的最佳办法，道格拉斯发明了X理论和Y理论：人是商业中真正重要的部分，不能靠控制和霸道来推动他们。但是，人们都知道他说得对，却仍然视自己的工人如草芥，然后又不断质问为什么公司的业绩没有提高。 企业市场扩张战略的实施，一般来说，在任何类型市场中，消费者在对产品信息的占有上较生产者都为弱势；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交易中弱势的一方因为信息的不完整而对交易缺乏信心，对于交易来说，这个成本是高昂的，解决得最好方法就是打造一个强档品牌。 企业抓住机遇和危机管理并不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因为每一次危机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拯救、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成功的机会，便是危机管理的精髓。 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发展过程。就像不同的自然资源会形成不同的市场一样，不同的文化资源也会形成不同的市场，资本的积累方式有很大的差别，原因在于它们的文化差异很大。产权明晰和自由贸易很重要，但不能保证经济的发展。文化必须是那种总的来说支持商业和企业家精神的文化，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方式会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了解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对于了解不同文化走向经济繁荣的道路至关重要。 关于企业如何管理企业这个大课题，很多专业人士在推动企业发展作了大量分析和研究以便找出一个科学合理可行的办法，但是，中国市场上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面对世界各国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抢占市场，成为企业战略扩张胜败的关键，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企业的警惕与反思。 改革开放后，我们不仅大量引进了西方国家的生产和科学技术，随之也结束了对西方管理学思想的长期隔离状态，并对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参考和借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管理涉及的并非只是技术问题，它本身还是一门艺术，植根于特定文化的土壤。因此，对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切忌盲目照搬照抄。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管理学本土化思想一直未能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足够的重视。我国的很多高校虽然都开设有管理学课程，但大多只是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书店、市场上到处都充斥着西方管理学译著，一些宣传媒体也对此津津乐道。在实际操作中，更朋大批的企业家热衷于全盘仿效西方的做法，结果导致失误频频。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管理学尽管在西方有着广阔的市场，也一度促进了其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但是由于中西环境的迥然不同，西方管理学运用于中国企业收效不甚理想，很多时候甚至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事实证明，成功的管理学无一不是本土文化的产物。 当然，本土化管理比国外的管理思想有着一些区别，比如，企业文化的构建，股权的分配比例，董事会的设立等等。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本土化管理已经开始在中国引起中国企业家，大学教授，以及研究人员的重视，不过，人们还是很崇拜国外的管理，甚至把国外的管理思想当作“圣旨”来执行，重来引起新一轮管理争论，笔者认为，中国企业不应该照搬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把西方的管理思想拿过来，研究后，用多少，必须依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作决定，这样才有利于本土化企业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在中国，本土化管理在很多企业中受到压制，笔者见过这样一个现象： 一位投身于保险销售的青年人在业务拓展上屡屡受挫之后，无奈之下退而写起了有关保险销售的文章与书。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一本有关保险销售技巧的书在业界颇为畅销，从此，这位青年人一炮而红，名利双收。随着各种培训授课邀请的接踵而至，青年人竟慢慢成为业界的专家级人物。 谙熟内情的朋友将此奚落为营销界的“黑色幽默”，而我却感到有一丝难言的苦涩。这位青年人在保险推销业务上的失败，以及保险推销理论上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不正折射出中国营销界的一些真实现状吗？真正可怕的是这内里的逻辑与衍生关系：有关成功的理论是否应该来源于实践？这位青年人鲜有成功业绩，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位青年人确有才华（甚至可能是非凡的保险专业技能），因为并不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写出一本专业畅销书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如果仅仅局限于从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层面来审视，我们发现自己难离悖论的巢窠，因而我们就不能不从条件，也就是说环境因素入手，来找寻事件之间原有的真实的依存关系。 因此，上述哪个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本土化管理没有被广大的企业家和社会人士所认同，其实，在中国，这样的案例很多，不胜枚举。不过，领导者成功的秘诀，在于你能驾驭你四周的人。未来的领导人，必须有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独到的战略见解，让别人真心喜欢和信服，而不是以权威的方式使下属惟命是从。过时的组织动作方式，宛如老旧的城墙正逐渐倒塌。任何一种新的管理理念的成功实施，最重要的是经理人思想观念上的转变。现在有一种流行已久的误区是,企业往往认为只要简单地运用某种管理软件，先进的管理理念就会大功告成，这或许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副作用。 如何成为一名伟大的企业领袖呢？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得·泰德罗在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他们有的生为领袖，有的则是后天造就；他们创造哈佛商学院案例，而又是学习案例。这位哈佛商学院的终身教授40年来投身于研究那些改变美国商业的巨子们。 他眼中当之无愧的商业英雄是，安德鲁·卡内基（美国钢铁产业的缔造者）、乔治·伊斯特曼（柯达公司创始人）、托马斯·沃森（IBM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Intel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沃尔玛特连锁超市创始人）、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创始人）与Charles Revson (Revson化装品公司创始人)。在新著作《企业巨人：七位商业发明家与他们建造的帝国》中，理查德·泰德罗发挥了博斯韦尔的好奇精神，他关注这些企业巨子的人性弱点，就像关注他们的商业创造力。 哈佛商学院的另一位教授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开创了商业史研究的辉煌局面，也开创了迷恋“大企业”、“大人物”的商业史作风。他荣获1978年普利策奖的《看得见的手》，对19世纪末开始涌现的超级公司做了令人惊叹的分析。而泰德罗则更偏重于个人的性格在商业史中扮演的戏剧性角色。如何适应快速多变的外部决策环境，强化企业的核心能力，以保持竞争优势，是企业决策者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包括许多大企业尝试重新设计它们的组织，以获取小规模组织的弹性，并同时保持大公司的规模经济。于是，组织出现了扁平化趋势。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泰德罗说不指望管理者能够从这本书得到什么实用指南，因为他不是管理顾问，他只是位历史学家，想把故事说清楚。的确，很多商业管理书籍只是给你带来更多的蔚藉和快乐，而非发现“成功秘笈”。但是，如果你一定想学点什么，《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杰克·贝蒂倒是给你总结了几条。 第一， 千万不要进入“长春藤大学”。在7位巨子中，只有2位上过大学，其中罗伯特·诺伊斯得到过博士学位（物理学），但是最终给他启发的还是大学时的半导体老师。你还可以发现，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斯蒂夫·乔布斯都是辍学生。就像泰德罗自己说的：“这本书里的主人公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教育的”。 第二， 不要让失败遮盖你的朝气，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当托马斯·沃森被效忠多年的NCR公司解雇时，他刚刚组建家庭不久，刚刚有了孩子，而且他已经40岁了，但他似乎根本不在意，他创建了IBM。再想想亨利·福特，他的汽车实验一直被同乡人嘲笑，在福特汽车之前，他至少创办了两家失败的公司。 第三， 让你周围充满着追随者。谁说领导人乐于接受建议，真正伟大的企业领袖讨厌别人提意见。在旅行欧洲归来，亨利·福特发现下属对T型车做了微小的改进，他们希望取悦他。但福特却大发雷霆，因为只有他有权力这样做。 第四， 敢于为未来下注。安德鲁·卡内基大获全胜因为他预见到城市的兴起将需要大量钢铁脚手架。乔治·伊斯特曼则相信照相将成为人人都可以掌握的技术。而沃顿则决心在连锁超市上下赌注，他就是不相信人们不喜欢在大而全的商店买东西。 第五， 你要足够残忍。在此问题上，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他们相信成功即使用不着不择手段，也一定牺牲掉一部分人之常情。和艺术家与政治家一样，伟大的企业家同样只关注结果。亨利·福特对员工的威严，与Charles Revson的坏脾气都是商业史上的著名片段。当然，你也不该认定巨子们都这么残忍，罗伯特·诺伊斯就以善良与慷慨著名，他捐助的基金会超过了50亿美元，是全美历史上第二慷慨的人。 他们为什么成功？你带着疑问翻开这本书。最终，你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案。企业英雄们惟一一致的地方是，他们都藐视社会规范。这个世界需要伟人，而非伟人需要世界——这个结论看起来带有不可救药的神秘主义色彩。

 

今天是车库和宿舍里飞出全球巨型企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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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的车库和学校宿舍是否可以飞出全球巨型企业？ 而且是短短几年时间内从零造就成为世界企业巨头。有没有这种可能？  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年代是完全不可想象。 今天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创业企业几年内赶超传统企业几十年几百年的神话已经多次出现。 在美国有Intel, Microsoft, Dell, Yahoo, Google； 在中国有搜弧、新浪、Tom, 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等。而且这种故事还将不断的出现和发展。

 

互联网技术发明是世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她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彻底解决了信息传递在时间和空间上障碍。 虽然互联网出现以前已经有了电话和电报的及时通讯工具，但是他们的信息传递便利性和实用性根本无法与互联网相比。由于信息交流和传递方式便利性大幅度提高，直接推动和加速了人类交流和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因此互联网给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

 

网络技术的产生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平等交流的机会，同时让人们拥有了轻松了解掌握全球信息的权力。 彻底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人群之间许多不公平的机会和权力。 有了互联网技术平台，平民百姓在信息和知识交流上就有了与权贵阶层相同的起跑点，这些简陋车库创业团队也有了与全球巨头同台竞争的廉价平台。 因此全世界一批又一批的身无分文的大学生和平民就有了挑战全球巨头的机会。而且通过自己满腔热情和艰苦的努力，以及巧妙的创造成就了全球巨型企业。 这批成功的年轻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企业发展规律，为后来者打开了一条成功的通道。

 

21世纪已经进入信息技术占主导地位的世纪，因此车库和宿舍成就伟大事业和人生的故事将大批的涌现。 当然要实现这种伟大理想并不轻松和简单，她会经历社会和市场残酷而激烈的考验，能够战胜这种考验的人群只是少数。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有没有从心理上精神上和体力上以及知识和能力上准备好了这种挑战？  如果已经有了准备还等待什么？行动吧！  去迎接挑战吧！

 

我们先见策划欢迎所有有诚心，有网络技术、金融投资和经营管理专长的人才加入我们的创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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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12日

 

 

 

 

Wisdom one

 

 

 

 

 

 

 

 

 

 

 

 

《读者》主编彭长城：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个人简介彭长城：1953年12月生。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到《读者》杂志工作，1986年7月任《读者》杂志副主编，2002年1月任《读者》杂志主编。为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化综合类期刊协会副会长。1993年9月～2004年8月，先后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焦点访谈》、《让世界了解你》、《实话实说》，香港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人民日报》“文化前沿人物”等多家媒体、栏目专访。曾获“十佳优秀出版工作者”、“蒙代尔世界经理人奖”等多项荣誉，多次作为中国期刊业界代表赴海外交流访问。

    有这样一本杂志，它从不说教什么，也从不过激地抨击什么，只是静静地、一点一滴地汇集着古今中外人类思想的精神甘露，滋润着、感动着你我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国人；

    有这样一本杂志，它没有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也没有苍白无力的无病呻吟，却日复一日地挖掘着那些蕴藏在许多普通人心底的点滴美好，然后装订成册，翻山越岭，完成每月与你的那次相遇；

    这本杂志，就这样陪伴我们走过了许多孤单、空闲、快乐、寂寞、求知、痛苦或者怀旧的日子。时光永远流逝，岁月轻轻飞去，这本散发着墨香与书香，洋溢着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光辉的期刊之花——《读者》，已在静静绽放中讲述了20多个光阴的故事；

    这本杂志，截至2004年第11期，共发行8亿多册，行销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刊登文章20349篇，这些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历史、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多年来社会的流变，成为时代文化的印记。

    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位老朋友，听《读者》的掌门人——主编彭长城为我们讲述它的故事。

·兰州有条“读者大道” 《读者》命名了一条街道

·《读者》公式：人文关怀＋贴近生活

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记　者：作为国内一份大众性综合类文化期刊，23年的时间里，《读者》从创刊时的月发行量3万册成长为如今的800余万册，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也已成为了中国杂志的第一品牌。那么《读者》杂志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发展阶段？

    彭长城：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1年到1984年，是杂志的创刊期。通过读者推荐，为读者打开通向外部世界窗口的办刊的理念，在这时基本形成了。第二阶段是1985年到1990年，是这本杂志的成熟期，主要特点是杂志更多地关注了人文的东西和一些文化的东西，这段时间，杂志的月发行量大约保持在150万份左右。第三阶段是杂志的发展期，是从1991年到1999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杂志的月发行量突破了200万、300万、400万，到1995年的时候，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一个顶峰，正好是一个曲线，1995年开始有一点回落，但是总的发行量保持在300万份左右。第四阶段我们把它称为杂志的拓展期，也是一个高速增长期，这个阶段主要的特点是：杂志由原来的一本刊物变成了四本刊物，所谓四本就是2000年杂志变成半月刊，一个月出两本，另外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创办了《读者》乡村版、《读者欣赏》杂志，一本主刊、两本子刊。2001年至今，杂志也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月发行量翻了一番，达到800余万册，创历史最好水平。

    记　者：随着《读者》的发展壮大，它的办刊方针和办刊思路也在不断进行微调和转变，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彭长城：办刊方针的调整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创刊前后是改革开放初期，以介绍西方优秀文化产品及先进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有益于受众了解发展变化中的世界。随着改革开放及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读者》也逐渐加大了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力度。到上世纪末期，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变更了人们的生活和信息传播的速度，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杂志就必须拓展人文内涵，以促进人类心智的成熟和价值的实现，表现在内容上就是在编辑杂志时，更注意短小精悍、内涵深刻及富有哲理的文章，做“中国人的心灵读本”的理念也就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传播方式方面，杂志对读者采取的不是居高临下或正襟危坐式的说教，而是强调一种传达和交流，一种顿悟和对心灵的渗透。

    再比如我们去年推出短信交流平台，实际上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个杂志。数量庞大而又快捷的短信反馈，使我们能够轻易了解读者对每个栏目、每篇文章的认知程度，及时发现栏目、文章的优缺点，有利于杂志准确定位读者的需求，迅速加以改进。当然读者和编辑的喜好、鉴赏能力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对这一点我们也有所准备。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着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变化，是在扬弃的基础上探索市场发展的需求，这应是一个哲学上所谓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变来变去，一个主编一个风格，这不是《读者》选择的发展路径。

    记　者：但也有读者认为，尽管杂志的办刊思路一直在作调整，但《读者》的整体风格并没有变，它的文字和故事仍然打动着千万读者的心。

    彭长城：对，其实从内容到形式，《读者》一直在变，但是这种变化不会离开杂志的基本格调。就像兰州人喜欢吃牛肉面，这一饮食习惯决定了他们的基本口味。杂志的风格一旦形成，就决定了读者的喜好。

    我觉得一本杂志的风格就像一个人，如果骨骼面貌和基本气质已经形成，能够改变的东西也不多了。改来变去，如果只换了一身不伦不类的衣服，与原来的气质不符，就不如不变。

    但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适度的变化，能使这个人的气质变得更好，思维眼界更开阔，改革就能起到良好的效果。《读者》就像一棵大树，主干绝对不能动，比如它的厚重、它的高雅品位和人文关怀；《读者》传播的观念，比如对社会的态度、处理危机的方式，比如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我觉得这是办刊的一个原则。

    记　者：《读者》创刊五年之后，初期的扩张已经完成，发行量也达到创纪录的180多万。但同时，国内的杂志经过短暂的高速发展后，市场开始进入饱和期，个别杂志的内容开始自我调整，有的杂志发行量急剧下跌，在这种情况之下，《读者》是如何应对的？

    彭长城：《读者》创刊之初就确定了“真、善、美”主义，获得了成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杂志市场的竞争，《读者》在“打开世界窗口方面”已无多少优势可言，必须做“内功”，在深度上下功夫，把杂志做深。

    人性是人类的一种终极的基本道德点，只有人性的东西才可以征服人心。在所有的观点与想法当中，我们推崇的惟一主题还是“真、善、美”。“真、善、美”不是说教，即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面，人还是应该有所敬畏，为未知的东西，为自身。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话：人最敬畏的还是天上的星空和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当一个人的内心出现矛盾的时候，什么可以让他平静？我想还是道德感。以教育和文化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文章，依然是这些看起来保守的东西，在拯救、在平衡着我们的内心。缺乏道德感，最终伤害的也还是我们自己。

    当时我们这些编刊人还是坚持《读者》应该往这条路上走，使“真、善、美”这个主题不断更新，杂志也开始由以前各种介绍性的东西，过渡到了有意识的进入对于“真、善、美”的全力挖掘，在一些可读性极强的文章中，寻找到这种体现着人性光芒的东西来。

    记　者：对了，我记起来在那时的《读者文摘》上刊载过一篇文章《一碗清汤荞麦面》，讲母子三人还债的故事，我当时是含着泪读完的。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许戈辉在采访你时也提到过这篇文章，她说她也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看来这篇文章确实感动过许多人。这篇文章的背后有什么感人的故事？

    彭长城：这是一篇由一个叫铃木立夫的作家写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在北海道的一家夫妻面馆来了母子三人，她们要攒钱还清丈夫撞人而欠下的赔偿金。老板娘热情地施舍给他们一碗清汤荞麦面。店主夫妻对他们非常热情、尊重，每年的除夕都会为他们留下一碗清汤荞麦面，连续14年。14年后，这家人再次来到北海道，每人要了一碗清汤荞麦面。那位母亲告诉老板，是这碗面支持他们一直生活了下来，现在他们已还清了债务，并且挺过了生活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我当时是在一种非常动情的状态下编辑这篇稿子的。郑元绪批语让所有的编辑传看这篇稿子，编辑部的人都有些泪眼朦胧。这篇文章发表后，所引发的反响几乎是静悄悄的“革命”。青海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他从中找到了生活下去的智慧与勇气，并且他也开了一家面馆，就叫“清汤荞麦面馆”。

    这篇很平淡的文章所蕴藏的朴素的力量让人震惊，也让人十分感动，至今还有人来信谈起这篇文章对他们的影响。这期间，还编发了如《一个人一生只能干一件事》、《妈妈与房客》等一批稿件，这些脍炙人口的稿件被各种书刊转载，成为《读者》杂志刊发的经典作品。

    记　者：20多年来，《读者》一直在“真、善、美”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伴随着无数读者走过人生旅途中的千般风景。那么《读者》在持久吸引读者方面有哪些绝活？

    彭长城：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话放在杂志与读者的关系上有点相似。杂志是一期期要办下去的，但读者是流动的。要想吸引住读者，杂志就必须办得像磁石一样，得有新意。多年来，我们在研究读者阅读心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时代在进步，编辑思想也要不断地“升级”，与社会的变革同步前进，要稳中有变，加强本土化，加大对于国内优秀文化的传播，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读者》发表了关于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与爱国主义事件的文章。我们的选择有其独特的视角，倾向于介绍一些人格精神方面的东西，如爱国文人闻一多、倡导洋务派的辜鸿铭的古怪人生与刚正性格等，这些文章几乎都浸透着一个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在最艰苦的状态中，仍能体现出一种人类的尊严。《读者》也集中发表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普通人一面的文章，那些更深层次上的人的光芒让人们剥开政治的光环，去重新认识许多伟人的一生，校正自己的认识与直觉。

    《读者》始终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用新视野、新观念看待现代社会，看待改革开放，从而在价值观上与现代社会保持合拍。

    记　者：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读者》，现在您究竟给《读者》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读者》的内容上倡导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

    彭长城： 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不管看《读者》多少年，都会感觉到读者有一种史诗般的波澜壮阔。通过看这本杂志，能了解到世界上各种优秀的文化，有中国的，也有世界的，而且它非常有包容性。其次，这本杂志从某种概念上来讲，是很理想化很负责任的一本杂志。很多人说这本杂志伴随了他许多年，很多人通过看这个杂志，看这本杂志宣扬的道德观念，宣扬的做人的道理，就感觉到实际上是把人类共有的美好的道德规范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比较正统，但是不落伍。我曾经接到一个读者的信，这个读者在国内上大学，读了研究生，到国外读博士，他说学校给了我生存的本领，但是《读者》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读者》一直强调，登出的东西要对社会负责任。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有道德的人，这也是我们推出来的文化理念，这实际上是对人的深层次的关怀。一个人最终来讲，精神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得到他做人处事，包括立人的一些根本，所以从这一点来讲，《读者》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关怀。

    记　者：您认为《读者》这本杂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原因在哪里？

    彭长城：首先，我觉得《读者》杂志是一本很人情化的杂志。这本杂志诞生在改革开放之初，传达了一种很人情化的理念。第二，我觉得这本杂志也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本杂志，把一期一期杂志摞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大千世界里国内、国外、古代、现今的一种文化。第三，实际上《读者》是观念的一种产物，因为在《读者》发展的这20多年时间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以及经济界等各个领域正在转轨，国家也处在转轨阶段。所以在这种特定阶段，人们的思想一般来讲都比较浮躁，要经历很多事情。而《读者》恰恰在这时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答疑惑、同时看待社会向前发展的整个过程的一种理念，让人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更多地看到社会光明的一面，不自暴自弃，同时注重自身的价值。

    记　者：我们发现，很多读者是在工作之余带着一份悠闲的心情阅读《读者》的，因此它经常被看作读者心灵休憩的港湾。但也有一种说法，《读者》是在宣扬一种温情脉脉的小资情调。作为杂志主编，您如何评价《读者》中渗透的人文关怀？

    彭长城：《读者》有自己的观念。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定位各不相同的期刊，《读者》不一定要当弄潮儿，但《读者》必须能触及人的心灵，因此我们提出了“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这个概念。《读者》杂志所倡导和注重的人文关怀，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标尺，以大众为中心，从人文的视角来思考中国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文化关怀。文化作为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读者》致力于打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通道，倡导文化的开放性，立足民族文化，包容世界优秀文化，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努力去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二、情感关怀。通过对一个个个体、小人物、人性本质的关注和温暖的文字，极力让读者可以获得精神慰藉，尊重和关爱这个美好的世界；三、成长及实现自身价值的关怀。《读者》提供的经验、思想和情感的信息，弥漫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似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古老的阅历和新鲜的体验都可能与之遭遇。四、社会关怀。多年来，《读者》始终很注重通过文化的传播实现对社会的关怀。比如刊发了许多关于教育、环保等方面的文章，多年下来，积累、延续成为一股力量，通过传播、接受、认知这样一个过程，最终作用于个人、社会，成为进步的促进力。

    “小资情调”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读者》净化了很多人的心灵，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和命运。我们不妨认为，它提供了社会生活中一种向上、向善和向美的力量，在一种愉悦的阅读氛围中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用持久的、人性的东西打败了时尚的、热点的东西”。

 

全球环境灾害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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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四、五十年全球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发生的历史，如台风、洪水、地震、沙化、瘟疫、突发疾病、各种爆炸和无限开采等等灾害爆发频率不断增加，爆发严重程度也不断提高。

 

因此我们预测未来十至二十年全球环境灾害爆发的次数频率和严重程度将以三至五倍的速度增加和三至五倍的程度提高。

 

如果未来五至十年内全球人类不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不停止对地球环境的破坏，那么二十年以后全球环境灾害将以几十倍的速度增加和几十倍程度提高。

 

那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倒退。

 

“卡特里那”飓风爆发给美国民众和经济造成了多少损失和灾难。 美国这样世界头号经济强国面对这次飓风灾难也无能为力，世界其他国家面对这样面对这种灾难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回顾最近十年在全球各地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全球人类是否可以清醒：我们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已经到了地球无法忍受的地步。 每年快速增加和增强的灾害已经告诉我们：自然灾害是对人类破坏的一种报复，因为人类已经彻底打破了地球自然循环的平衡环境。

 

虽然几十年来有无数有识之士在不断的呼吁政府和企业要保护地球自然环境，也有少数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改进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 但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用、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大多数国家和企业还是采取了以牺牲和破坏环境的方法来换取眼前的经济增长。 无限制开采和挖掘，无限制污染排放、各国攀比竞争的武器爆炸试验、无节制的极端消费追求、日益扩大的太空发射和无限扩大的动物宰杀等等，无一不在天天加速对地球环境的破坏。 如果这种边破坏边发展的经济模式不彻底改变，追求极端消费模式不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就不可能减少，自然环境灾害和人为环境灾害必然大幅增加，灾害严重程度也必然加深。

 

作为中国公民去年11月10日我们在全国各大网站论坛发出倡议“保护自然环境，减少环境污染，反对过度消费”。

 

作为地球村村民今天我们向全球倡议“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停止破坏地球，保护地球就是保护自己”。

 

我们希望各国政府领导和企业富豪们能够深刻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采取积极的行动改变这种局面。 因为只有各国掌握经济和社会发展大权阶层带头从自己做起改变消费和经济发展方式。 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地球环境的破坏，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才有可能减少。 人类才能保护地球，从而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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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6日

 

 

 

September 6, 2005

 

Forecast Disaster of Glob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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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global history of recent 40 to 50 years of nature disasters and human disasters such as storms, earthquake, flood, disease and serious bombing and so on, we forecast that:

 

1.       The numbers and frequency and serious extent of global nature disasters will increase at 3 to 5 times in future 10 and to 20 years.

 

2.       The numbers and frequency and serious extent of global nature disasters will increase at 30 or 50 times after 20 years, if we human being cannot change our recent way of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do not stop destroy nature environment within 10 years.

 

So human being’s survive and development will be affected by serious disasters in the future.

 

 

Katrina storm has brought huge damages and disasters to American people.  America the first strongest nation on economy cannot prevent such storm, how other nations can do facing such nature disaster?

 

If we recall carefully those disasters so frequently happened in recent years, we human being should wake up: our earth cannot continue to accept being destroyed by human be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disasters every year have told us: Nature can retaliate human being due to we destroy the balance of cycle environment of the earth.

 

Although many people have been appeal to government to protect nature environment for long years, few governments have taken some active policy and measures to protect nature environment, however facing own benefits against environment protection, facing present benefits against future benefits of human being, most of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select own benefits and present benefits to destroy nature environment. For instance unlimited exploitation, unlimited pollution let being, nuclear weapon test, unlimited killing animal, extreme consume and so on. Everyday human being is speeding up destroying the earth. If we cannot change the way of economy development radically, we cannot reduce the destroying of nature environment. Nature disaster will increase of course.

 

As Chinese citizen on November 10,2004 we launched one propose “Protect nature environment, Reduce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Oppose extreme consume” in many forums of web sites.

 

As member of earth village today we launch one suggestion to government leaders and billionaires of global nations to take actions to protect nature environment, only government leaders and billionaires have powers to change the way of economy development, if they are willing to do from theirselves, there is hope to improve nature environment. Otherwise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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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三项基本功能有待大幅提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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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百度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搜索引擎又一次成为全球投资机构关注的热点。 最近联想集团也携手IDG等投资机构注资中搜网。 中国的搜索引擎市场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Google开始加大了中国市场的投入和开拓。中国搜索市场将兴起一场激烈的优胜劣汰的战争。

 

然而当投资机构和网络企业加强搜索引擎市场争夺的时候，却很少有企业关注搜索引擎技术和服务上存在的问题。 搜索引擎之所以短短几年时间发展如此迅速，最重要的原因是搜索引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惟有的查找信息资料便利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改变了人们查找信息的习惯。 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的选择和分析是企业和个人决胜市场和社会的最重要手段。 因此搜索引擎技术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手段。

 

那么搜索信息技术最重要功能也是最基本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搜索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目前全球著名的搜索引擎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所有的搜索引擎都在这三个基本功能上存在许多问题。

 

1．  及时性。

虽然现在搜索信息量非常巨大，但是与我们社会和市场中存在的信息量相比只是有九牛一毛。能否迅速及时查找到尽可能多的信息是搜索技术第一位功能。

从中文网站和网页的搜集来分析，现在的搜索引擎根本无法将新出现的个人网页和企业即时和及时地搜录到自己的引擎列表中。 因为一现在自动搜索技术有很多局限，每天只能从一部分已经公开的网站上收集一部分信息内容。 虽然不知道这一部分占多少比例，但是可以肯定是一小部分； 二虽然人们可以主动将自己的网页和网站登陆的搜索引擎，但是被及时搜录列表也是少数。 因此现有的搜索引擎技术还无法实现信息搜集的及时性。

从文章报道信息搜集分析，目前的自动搜索技术也无法做到每天及时搜集所有的和大部分世界各地的文章信息。

 

2．  有效性。

有了信息的及时性还不够，还要有信息的有效性，无效的信息不但没用，还可能造成错误。

如果在Google and Yahoo and Baidu等搜索引擎上仔细搜索一下各个行业分析报告少得可怜，有的也是过时很久的内容。  这是目前搜索引擎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我们还经常会发现许多排在前面文章和网页内容都是很久以前的，许多网页已经根本不存在了。

 

3．  针对性。

信息搜索除了要满足及时和有效性外，还需要有针对性。

人们通过搜索引擎查找信息除了查找需要访问的网站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查找需求，就是主题内容的查找，通常是技术、经济、文化和市场方面主题内容搜寻和查找。虽然目前的搜索技术在名词的关联性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离人们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很难满足人们对主题针对性的要求。 因为现在的搜索技术还无法对每篇网络文章进行分析，因此无法迅速从文章中挑出用户需求的主题内容。

 

搜索引擎这三项基本功能是搜索引擎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依靠和保证，由于目前搜索引擎在这三个基本功能上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搜索引擎技术和服务有待大幅的提高和发展。搜索引擎的真实价值体现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搜索引擎技术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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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4日星期日

The dragon comes calling

Sep 2nd 2005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No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merica's and China's. Yet as George Bush and Hu Jintao prepare to meet, it is in a fractious state

IN 1979 China's late leader, Deng Xiaoping, impressed many Americans by donning a Stetson at a rodeo in Texas. The impromptu gesture was taken as a sign that China was at last ditching Maoism and fervent anti-Americanism, including distaste for its “bourgeois” line in hats. America was to be its new friend in the cold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Washington next week, on his first visit since he took over as Communist Party chief in 2002, President Hu Jintao will try to convince Americans that China is still a friend and that its growing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He will have a far tougher time of it.

Some of Mr Hu's handicaps are personal. Foreign affairs are still a bit of a maze to him, and he knew little of them before he assumed the leadership. Nor does he seem to have hit it off with President George Bush, though they have met several times elsewhere. He remains an enigmatic figure, with none of Deng's crowd-pleasing ways. Diplomats say he prefers to stick closely to his brief (see our profile of Hu Jintao).

 

Relations, besides, are so tricky just now that the two sides cannot even agree on how to describe the visit. Rather than accept Mr Bush's invitation to hold informal talks at his ranch in Crawford, Texas, Mr Hu chose a more formal reception at the White House, presumably hoping it would boost his image as a statesman at home. But the Americans have refused to glorify the trip by calling it a “state visit”, the term Chinese officials use. Mr Hu will get a 21-gun salute, but not a state dinner in the evening. These niceties may sound inconsequential, but they send a clear signal that all is not well.

And the reasons are not hard to see. In recent months, China-bashers have emerged all acros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pectrum. On the left, the unions think that China's harsh labour conditions are a form of unfair competition that destroys American jobs. On the right, defence hawks feel threatened by China's accelerating military build-up, not to mention its record of supplying arms to pariahs. Congress recently assumed that a Chinese bid for a middling American oil firm might mark the beginning of an attempt to “buy up America” and imperil its security. Mr Bush's Christian supporters look askance at an atheist dictatorship that persecutes Christians. And it would be hard to find an American who is not repelled by, for example, Chinese officials' habit of persecuting those who exceed birth quotas.

As China sees it, America's current Sinophobia is beginning to rival its preoccupation with terrorism. Bush administration hawks who had fallen silent on China—of whom the defence secretary, Donald Rumsfeld, looms largest in Chinese minds—are beginning to take up the cudgels again. China now frets that its professed willingness to help fight global terrorism and resolve the nuclear crisis in North Korea is of limited value in keeping Americans happy. America'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which has almost doubled in the past four years (see chart below), has compounded the problem. China's fear is that tensions could grow, jeopardising its access to its biggest overseas market and fuelling military rivalry, too. Small wonder that Mr Hu will not be treated to White House consommé and crystalware.

 

The great free-trade war

On the trade front, the two countries' interests are mostly identical. Both would benefit from free trade. But China exports six times as much to America as it imports from it. After many years of American hammering for better access to China's market, it is now the Chinese who are on the free-trade offensive.

Talks in Beijing this week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officials produced no progress in their dispute over a massive surge in China's textile exports to America. On Thursday September 1st, America decided to restrict imports of Chinese-made bras and some synthetic fabrics. Chinese textile imports have risen by 97% in the six months since quotas were lifted, in January. An editorial this week in the official China Daily newspaper declared that America's textile industry, instead of seeking protectionist measures, should instead embrace “restructuring”—for which read the further mi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to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Many Americans assume that the Chinese are not playing fair. In fact, China's economy is relatively open by developing-country standards. For a long time, the yuan was undervalued in what seemed, to American officials, a deliberate attempt by China to make its exports more competitive. After persistent complaints from both America and Europe, China adjusted its currency-exchange policy in July, allowing the yuan to strengthen by 2%. But the adjustment is still too small to make much of a dent in the deficit, and the Americans want more. Minxin Pei of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 think-tank, predicts that “things will get ugly next year”. And although Mr Hu will ask Mr Bush to treat China as a market economy under American trade law, which would make it harder to slap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Chinese goods, his request is unlikely to be granted.

There are some brighter spots. In Seattle, where Mr Hu is due to meet business leaders, there will be praise for China's confirmation in August of a $5 billion order for 42 Boeing 787 Dreamliner jets. This was a big show of support for the new model, which is being made in Seattle and is seen by Boeing as crucial to the company's future development. But China's common tactic of winning friends abroad with aircraft orders will not impress America's disgruntled workers, at least outside the north-west.

Another hot economic issue is China's galloping demand for energy, which is one reason why oil prices are so high. (The other big one is American demand.) Because petrol is so lightly taxed in America, motorists there are hurt more by oil-price rises. They want someone to blame, and they may have heard that China is scouring the world to lock up oil supplies for its own “energy security”.

In June, CNOOC, a Chinese state-controlled corporation, tried to buy Unocal, a mid-sized American oil firm. Security hawks were horrified that such a strategic asset might fall into potentially hostile hands. So were 73% of the American public, according to one poll,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ich voted 398 to 15 to urge a presidential “review” of the bid. CNOOC took the hint and withdrew.

Free-traders were outraged. James Dorn of the Cato Institute, a libertarian think-tank, scoffed at the idea that the bid for Unocal, whose American oil wells account for only 1% of American consumption, might affect national security. Others noted that China might reasonably conclude from the episode that it cannot rely on global trade rules to secure its energy supplies, and should look instead to mercantilist or even military means to do so. Mr Bush will try to convince Mr Hu that this is not true, but Congress has undermined his case.

 

General Zhu's bombshell

American defence planners also view China's rise with apprehension. Here is a nasty authoritarian regime with a rapidly modernising army far larger than its defensive needs require. As China gets richer, it can pay for more and smarter weapons, some of the scariest of which (more than 700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it is placing near the Taiwan strait. A recent Pentagon review noted that “China does not now face a direct threat from another nation. Yet, it continues to invest heavily in its military, particularly in programmes designed to improve power projection.” The review added that current trends in military modernisation could pose “a credible threat to modern militaries operating in the region”. Such as America's.

A flurry of books and magazine articles boast titles such as “China: The Gathering Threat” and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Several weeks ago, a Chinese general, Zhu Chenghu, threatened that China would lob nuclear weapons at “hundreds” of American cities if the two countries came to blows over Taiwan. Chinese generals often make such incendiary remarks, and are rarely punished for it.

In fact, war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s neither imminent nor likely. General Zhu's nuclear bombshell does not reflect official policy, a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tressed shortly after he dropped it. Tensions over Taiwan have cooled since last December's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re, and Mr Bush will reassure Mr Hu that America still has a “one China” policy. But America is also committed to helping Taiwan defend itself if it is attacked by the mainland, and China this week issued a warning that “relevant countries” should not think of protecting Taiwan with a missile-defence system. Mr Hu and other Chinese leaders believe that stronger Chinese armed forces, with a capability to attack American forces if necessary, are essential to deterring Taiwan from moving to formal independence.

Both sides, wary of the other's strength, are seeking to strengthen regional alliances: America by schmoozing India and persuading Japan to be more assertive, China by cosying up to Russia and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In August, Russia and China staged their first joint military manoeuvres. They strenuously denied that these were aimed at any third country, and tactfully called the 10,000-man exercise in eastern China an anti-terrorist operation. But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a message to America was not implied. Both countries are member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 grouping of Central Asian nations that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been nurturing (with limited success) as a counterbalance to Americ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The Americans are unlikely to be unduly worried. They know that Russia has its own anxieties about China's rising power, and that China and Russia both regard their ties with America as considerably more important than China-Russia relations. More disturbing to the Americans are Russia's efforts to profit from China's demand for sophisticated arms. Russia is China's biggest foreign arms supplier. At the recent exercises it deployed strategic bombers, which military experts say China would like to buy as part of its preparations for possible conflict with America over Taiwan.

America and China are in harmony on one subject: both agree that North Korea is a menace. The two government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try to persuade Kim Jong Il, the North Korean despot, to give up the nuclear weapons that he claims—and most observers believe—he has. An American official close to the stop-go six-party talks (including America, China, both Koreas, Russia and Japan) on this issue says that China has been “very helpful”.

But China and America have different priorities. For America, disarming North Korea is the top goal. For China, that comes second to making sure that North Korea does not collapse and unleash even more refugees into China than it has already done. This is perhaps why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has not used all the levers at its disposal. Although it could shut off North Korea's oil supplies, it has only done so once, for three days in 2003.

 

Almost every aspect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s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only one of the two powers is a democracy. To take a small example, America is holding a handful of Uighurs it captured in Afghanistan. It wants to release them, but cannot hand them over to China. The Uighurs, Muslim separatists in the far 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are often involved in violence against the Chinese state. Chinese officials are already furiou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last year in America of a Uighur government-in-exile. For all these reasons, as well as China's rickety justice system, there is no hope that the Uighur prisoners would get a fair trial there.

Mr Hu is not about to give ground on any human-rights issues. He has shown no eagerness to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s at a time of growing social turbulence caused by rapid economic change. Chinese officials have accused the Americans of instigating the revolutions in Georgia, Ukraine and, most worryingly for China, neighbouring Kirgizstan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Mr Hu will dismiss out of hand any suggestion by his American hosts that China should embrace democracy too.

Since last year, China has refused to talk to America about human rights, in protest against America's decision to sponsor an abortive attempt to have China censured at the U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in Geneva. In December China's top policeman, Zhou Yongkang, gave warning of growing social unrest and urged police officers to put a stop to any organised dissent. He accused foreign religious groups, including American Christians, of stepping up their activities in China, including a “new trend” of “infiltrating”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hina doubtless feels secure in its belief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like others before it, will not allow human rights to make or break the relationship. To defuse tensions over this and the host of other contentious issues, Mr Hu is likely to use his public appearances—including a speech at Mr Bush's alma mater, Yale—to put a positive spin on the relationship. The message, according to a Chinese diplomat, will be that “China is a force for peace and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is peaceful in nature”. Such protestations will be greeted with scepticism.

 

Grounds for hope

The biggest danger to the relationship is not so much the lack of warmth between Mr Bush and Mr Hu. Both governments, despite misgivings about each other's policies, appear to recognise that they have enormous stakes in each other's continuing prosperity. Reluctant though it is to say so publicly, China even sees certain benefits in a Pax Americana, particularly in north-east Asia, where it worries about a resurgence of Japanese military power if the Americans retreat.

But China's economic rise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growth of an increasingly vocal, occasionally virulent, nationalism. Mr Hu sometimes feels obliged to make concessions to this, as when the leadership tolerated, for a time, the widespread anti-Japanese protests earlier this year. The control of China by an authoritarian and secretive Communist Party (attributes which Mr Hu unwisely fosters) fuels this xenophobia in China, as well as American wariness.

Chinese officials, confused by the change of American mood from the rodeo-and-Stetson days, like to see the problem as one of presentation. During a visit to America in 2003, China's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used the term “peaceful rise” to describe China's growth. But Chinese leaders later backed away from the phrase. Hardliners felt it limited China's options for handling Taiwan, and liberals felt that even the word “rise” was too provocative. Jia Qingguo of Peking University says both governments need to encourage positive thinking among their publics. But he cautions that “China can only do so much. Americans have to reassure themselves.”

How might they do so? In the long term,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the “China threat” may be overstated. One is that, unlik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Osama bin Laden or the old Soviet Union, China's ruling party is not trying to spread an ideology. It has none to spread.

A hard landing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would harm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many ways, but it would ease fears that the next superpower will be a dictatorship

In a narrow sense, of course, it offers a rival to the American-sponsored liberal-democratic model; China has shown that a country can prosper,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by allowing economic freedom but not the political sort. And its needs for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can prompt it, Soviet-style, to back pariah states such as Sudan and Iran. But for all the talk of revolutionary solidarity, China's leaders recently decided not to extend a regime-saving loan package to Zimbabwe's tyrant, Robert Mugabe, for the pragmatic reason that he has a terrible credit history.

The second reason for calm is that, as Adam Segal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ts it,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may spur democratic ones. There is plenty of domestic pressure for change, though only at low level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nted 74,000 protests last year, mostly against local misrule. A more democratic China might not be nicer: it could be unpleasantly nationalist. “Ultimately China will find its own way politically,” says a senior American official. “How it does so will depend in part on how we shape them. The consensus is we need to be engaged. We want them to grow in a rules-based way.”

The third reason not to panic is that China's economic explosion cannot continue for ever, not least because the one-child policy has probably doomed China to grow old before it gets rich. A hard landing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would harm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many ways, but it would ease fears that the next superpower will be a dictatorship.

America has agonised before over the emergence of an Asian rival whose unfair trade practices, gluttony for raw materials and ruthless nationalism were thrusting the two countries towards a collision. That was the argument of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a book that was taken seriously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1991. The unstoppable Japanese economic juggernaut, you may recall, stalled around the time “The Coming War” came out. In a decade or two, will the widespread current fear of China seem as laughable as the Japanophobia of yore?